虽然我的博客一直没有人气，不过我觉得写博客除了给人看，还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可以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多东西往往只在头脑中闪现，但是当它们被聚敛成文字的时候就产生了思想。虽然我不是思想家，但我期望尽意爱神，所以我想过一个前后一致的基督徒生活。这其中也包括如何经营我的家庭，工作和孩子教育。我非常希望当我和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坦呈自己的信仰是如何贯彻我们的每个生活层面的。
作为一个搞天文的博士生，我非常热衷于如何更好地做天文，更好地去探索并认识真理。虽然不一定基督徒才能做最好的科研，但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世界观，现代科学恐怕很难诞生，这也已是科学史学界的一个共识。科学的许多工作假设只有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才有，比如这个宇宙是有次序并可以被认识的（有被认识的可能），这个宇宙不是神（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手工劳动不是可耻的而是神圣的（实验的可能）等等。这说明基督教思想使得科学成为可能，而且基督教精神也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在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世界里，一个最强劲的科研动机就是认识真理并认识真理的上帝，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很多大学得以建立的原因。这样一个动机催生了许多科学界的先驱者，如牛顿，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莱布尼茨，法拉第，麦克斯韦，帕斯卡尔等。所以，基督教思想不仅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而且提供了正确的目的或者动机。那么基督教思想有没有提供正确的方法论呢，也就是说基督教思想有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做科研呢？
实验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Meditationes Sacrae“一书中说无神论者是愚拙人，他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和神学研究或者形而上学区分开来。他提倡用归纳法来做研究，他建议在学校里建实验室，植物园对经验事实进行收集，进而弄清楚事物背后的原理。虽然培根的科学哲学影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不过他的科学哲学实际上有很多漏洞。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中，科学家在做实验或者观测的时候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一套前设，也就是说科学家无法做到没有偏见地去实验，去观测。这也正是现代科学哲学所发现的，最有贡献的算是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该如何看待科学呢？科学是不是对上帝所造自然客观真理的追求呢？还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象并用这想象出来的定律解释一切呢？我想两者都是，科学是堕落后的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一种反应，它不可能是中立的，甚至往往与真理所指向的背道而驰。如果是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而大爆炸宇宙学说似乎将人引向这个结论。但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假设不允许它的信徒们走向超自然，所以信徒们就按着自然主义的前设所指引地去研究永恒宇宙的可能。当然，这似乎是科学精神的必须，因为科学精神就是不断地追问，没有穷尽。但是这种追问是带有方向性的，而每个科学家的世界观就是他的路标。自然主义者寻求一个不需要外因而自有永有的宇宙，但有神论者要探索一个自有永有的上帝所创造的有限但却又彰显神的永能和神性的宇宙。两者都带有前设，而不同的前设引向不同的探索路径。有神论者并不会因为承认上帝存在而不去探索，因为认识上帝是他探索的目的，上帝无限的智慧是他不断否定自己继续前进的力量。无神论者被自己的好奇心驱动着，要去明白这个宇宙背后的原则，而他探索的目的则是逃避去面对上帝（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是这样）。
科学需要前设，人不可能活在没有前设的世界中，或者没有信念的世界中。我们的记忆在不断地为我们更新前设，这正是为什么婴孩可以成长为大人的原因，因为他的经验和知识在不断塑造他的前设。既然科学研究是有前设的，而不同的世界观又影响着科学家们的科研方向，那么具体而言基督教世界观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选择的呢。有几个例子可供考察。第一个是寻找地外文明，这类科研是与基督教传统信仰不一致的，所以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是不愿意选择这样的科研方向的。第二个是研究永恒暴涨宇宙或者多重宇宙学说，这类学说的背后的动机其实是要寻找一个自足的宇宙，一个不需要创造主的宇宙，是被物质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所驱动的。在生物学，我认为宏观进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动机驱动着。但是基督徒不一定不去做进化论的研究，如果只是把进化论作为一种研究事物之间联系而非本质进化的学说是可以的。比如人与猿在基因和形态上的相似性对分类学的影响等。但是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会进一步假设这种相似性是来源于同源祖先的分化。这也是为什么进化论胜于创造论的原因之一，因为进化论可以进一步解释这种相似性，而创造论则只能归于上帝的创造。创造论的问题在于只问上帝是否创造而不问上帝如何创造，所以创造论不能成为科学理论，乃是因为它不能提供一套可供科学探索的范式。我觉得除非一个基督徒真正明白他该如何在他的基督教世界观下去进行进化论研究，他还是不要去这个领域受试探。
以上这些领域中所面临的试探，只是我个人的总结，也许其他人有更好的见解。基督教世界观不仅关系到我们怎样选择课题，而且涉及我们如何研究课题。因为我们知道科研和信仰不是分开的，那么这样一种整合性的世界观必然导致我们以一种整体观去看待某一个课题。比如我做彗星的研究，那么我很可能考虑到彗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彗星对太阳系起源的意义，以及彗星轨道受太阳在银河系中运动的影响，乃至星系碰撞对彗星分布的影响等。这种整体性的思考方式很容易产生出革命性的科学成果，比如Luis Alvarez（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Walter Alvarez（地质学家）父子及他们的合作者就是因为将Ir的丰度异常，0.65亿年前的生物灭绝和陨石撞击联系起来才发现了恐龙灭绝是由小行星撞击引起的。所以，基督徒科学家应该很愿意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并对其他领域学者的意见持开放和欣赏态度。
基督教思想的第二个方法论就是贝叶斯方法论。贝叶斯方法的特点在于它合理地考察了前设对结论的影响，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坦诚我们的前设，并坦白我们数据中的不确定性，并把这些因素都融入到贝叶斯统计方法中来。比如，当我考察生物多样性随时间变化的时间序列时，我需要建立一个模型可以把这个数据中的不确定性纳入到我的模型中去。由于很多科学家宣称生物多样性具有周期性，而他们的方法就是只给出一个周期性模型，并试图从化石数据中找出这种周期。这种方法并不能说明周期模型是最好的模型，它只能告诉我们如果周期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解释化石数据的最佳模型参数是什么。但如果周期模型不是最佳模型，那么这种研究就是瞎子引路，白费力气。在贝叶斯统计中，对应一个数据，有很多种模型，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参数空间，或者前设。在选定模型后，对于每个模型的每个参数集合，计算这个模型估计的似然函数，然后对该模型所有的参数样本平均得到“证据（evidence）”，通过比较evidence，我们就能知道模型的优劣了。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需要检验evidence对参数空间的依赖，所以我们改变参数空间范围，然后重新计算evidence进行敏感性测试。最后，我们才可以下结论说哪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我认为这种模型比较方法才是符合基督教思想的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且如今已经应用到很多领域。
基督教第三个科学方法论是关于动机的。当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能够有一些创新性的成果。当我们原来以为应该有正面结果的科研最后以负面结果收尾，我们就很难发表。比如我要研究磁场对星系形成的影响，如果我发现磁场最终对星系形成影响不大，我就很不愿意投稿，因为怕没有影响力。所以，很多人就通过某些小伎俩把负面结果变成正面结果，最后你的结果却不能被其他人重复，于是这就是所谓的“作假”。据《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cs）2013年10月份的一个报道，在生物科技领域，有将近53%的里程碑式的实验无法重复。这些生物学的研究虽然不一定是作假，但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不太严格的论证方法得到一个过于乐观的结果。这也足以见得科学家的急功近利会如何地败坏科学。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鼓励发表负面的研究，只要是经过严格论证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获取名利而科研，是为了明白真理的主而科研。负面的结果让我们知道上帝不是这样造宇宙的，那么也是对我们的劳苦科研的一种馈赠。
基督教第四个科学方法就是勇于建立并接受新的范式。基督徒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人，特别在科学领域，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定律不是真理，所以它一定不是正确的，这也正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基督徒应该比一般科学家更愿意去欣赏新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它也许就是让我们更明白真理的途径。与之相反，很多权威杂志不愿意发表新理论，新假说，新方法，因为这类学说一开始名声都是不好的，它们冒犯了许多学霸。就拿当下的宇宙学来说，大多数人认为标准宇宙学模型已经经过了最严格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的测试，所以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动了。然而，在CMB中确实也有所谓的邪恶轴心或者非高斯“冷点”，以及大尺度结构中卫星星系缺失等问题，但大多数人都是在范式下寻找合适的理论解释。不过更严重的理论缺陷是，标准宇宙学模型中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始终无法得到标准粒子物理模型的理论解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理论物理学家提出其他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些现象应该得到做观测的天文学家的尊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些理论往往是不屑一顾。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应该去欣赏这些理论，而非简单地认为这些人都在胡说，以至于轻视非标准模型的研究。如果这些理论有很严格的论证，而且没有与现有观测明显违背，我认为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观测手段来检验这些模型的真伪。
如果一个基督徒科学家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上帝，他必然愿意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做他的科研，我愿意成为其中之一。虽然现在搞科研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但上帝就是借着寄居外邦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彰显祂的荣耀。上帝就是要拣选最小的一个民族 — 以色列民族来跟随祂，拣选看似弱小的大卫来攻击歌利亚。上帝要在婴孩口中建立祂的能力，愿祂在科学的发现中得荣耀。
两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