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

谷歌Deepmind开发的AlphaGo在2015年首次在不让子的情况下战胜欧洲冠军樊麾,标志着 AI 围棋超越业余水平。AlphaGo 在首尔与李世石九段对弈,以 4:1 获胜,震惊全球围棋界和 AI 界。AI之所以成为棋王是因为他下过比人类选手多得多的棋,积累了比人类选手多得多的经验,可以思考多达50步以上的前瞻步数。如果我们把上帝比作棋王,你可以认为祂预见了所有最有可能产生的宇宙,然后选择实现了一个最能够实现祂自己目的的宇宙。当然你可以说,上帝容许罪恶的产生也在祂的预见当中。这样一种所谓的中性知识正是Molina主义的核心设想,试图解决人类自由意志和上帝主权以及神义论的问题。

人工智能战胜李世石

然而,上帝是棋王的假设认为上帝也必须按照下棋的规则来下棋,如果祂不按照下棋的规则来下棋,似乎就违反了祂自己所定的规矩,这是否是一种欺骗呢?我们该如何来解释旧新约圣经中的神迹呢?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神迹本质上并不是违反自然规律,只是实现了自然规律所允许的所有可能性中可能性非常小的一种可能,就像一个象棋高手,可以下一步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棋,只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无法像他一样预见最后的结局。另外,我们也可以将自然界认为是一部手机,圣经中的神迹只是开启了手机中不经常开启的功能,它并不违反自然规律,只是临时开启了一项新功能。然而,有人会说,这样做也不公平,为什么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开启新功能,而普通人不行呢?当然,这样的人将上帝完全限制在祂所制定的规则中本身是有问题的。

《纳尼亚传奇》电影海报

不过,我想从纳尼亚传奇中阿斯兰(象征基督)和女巫(象征魔鬼)的对话来分析一下棋王理论。白女巫援引“深邃的古老魔法”,声称“每个叛徒都属她”,“每一次背叛她都有处决之权”。阿斯兰承认这一古老律法的效力,因此以己身代替“叛徒”(爱德蒙),赴石桌受死。然而,阿斯兰揭示“更古老的魔法”:当一个无背叛之罪、甘愿受死的受害者替叛徒而死时,石桌将裂开,死亡会开始逆转——这就是阿斯兰复活的根据。所以,到底哪个一魔法(或者下棋的规则)是对的呢?从Lewis的笔下我们可以想象到上帝借着摩西和先知所施行的神迹只是在遵从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魔法或者规则,并非废掉普遍规则。同样,在中国象棋的规则中,“卒子过河当车用”就是一种规则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理解自然规律只是在某种通常情况下适用,但是在某些非常情况下并非适用。

那么什么是非常情况呢?我相信有比自然规律更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德律,而道德律的核心是爱神爱人如己。神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上帝变成了棋子,行走在宇宙这个棋局里,祂完全和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因此,祂必须遵从所有的自然规律和人类法则,但是祂也行了很多神迹,但是祂没有一件神迹是为自己行的,都是为了人的益处和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可以说,有比自然规律更高的法则,这个法则可以是道德律,也可以是更高的神性规律或者灵界规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神迹是符合某种更高规律,而并非不符合这个宇宙的规律。而且这个宇宙的规律所呈现出来的表现方式也是在变化的,对于古人而言,我们如今可以视频通话对他们而言可谓是神迹,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违背自然规律。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神迹是掌握并利用了自然法则的高阶形式。

总之,棋王只能作为上帝护理宇宙实现预旨的类比,它无法完全体现上帝介入宇宙所遵循的至高法则。上帝的创造次序和规律也许是逐步展开的一个过程,就像圣经启示的过程的渐进性,同样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渐进的,我们对自然规律的利用或者科技的发展也是渐进的,而圣经启示这个旧宇宙会被一个新宇宙替换,在这个升级了的宇宙中我们可能不再认为神迹是神迹,而会认为圣经中那些神迹是自然。因此,神迹让我们窥见了新宇宙的法则。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这盘宇宙棋局中的棋子,按照上帝的定旨来实现上帝救赎的计划,实现整个宇宙被造的最终目的。与棋手和棋子类比截然不同的是,上帝称那些信基督的人为祂的儿女,他们不是上帝的工具,而是祂的儿女。因此,棋王类比上帝的护理是可以的,而上帝更重要的属性,比如慈爱和圣洁,则需要天父来表达。

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我们都知道在逻辑学里面有所谓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我们可以说数学往往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通过一些公理来推导出一大堆定理。我们也可以说物理学通常是建立在归纳逻辑的基础上,因为物理学的基础在于实验和观测,然后通过一定的样本统计归纳出规律,比如万有引力和电磁学的很多规律都被称为“定律”,因为这些定律不是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观察和实验确定的。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些归纳出来的定律往往符合演绎出来的定理。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斯定理,它是数学里面矢量场的普遍规律,然而电磁学中的静电场也符合所谓的高斯定律,即电通量只与它包含的电荷有关。你可以说高斯定律是高斯定理的一个特例,它告诉我们电荷是守恒的,电场是有源场。因此自上而下的演绎逻辑和自下而上的归纳逻辑最后却可以碰到一起。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义相对论的发现,爱因斯坦基于广义协变原理和等效原理推导出了广义相对论的公式,表明引力是时空弯曲所导致,并且将非惯性系和惯性系的物理规律、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牛顿引力和狭义相对论一并统一了。你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科学动机是为了解决这些理论疑难以及水星进动疑难的观测事实,但是他解决的方式却是演绎的,这样归纳和演绎并非决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另一个是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冲突。在当今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进化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科学叙事,也就是说,进化或者演化被认为是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基本原因和动力。而在自然主义方法论的假设下,这样一种进化过程被认为是无需上帝的参与,仅自然界本身就可以实现的。然而,这样一种进化的理论在现实中却碰到了诸多困难,比如如何解释生命的产生,如何解释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如何解释宇宙的精细调节,如何解释意识的产生等。因此,智慧设计论者认为,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构建中,如果不引入上帝的介入,是无法完满解释这个世界的。进化论者,或者扩大的进化论者——乐观的科学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中的这些问题恰恰是自然主义假设下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科学家应该欣赏不确定性,鼓励创新,继续在自然主义的假设下来解决问题,迎接挑战。智慧设计论者试图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设想上帝是如何介入这个自然界的,把上帝的作为假设为一种非自然的介入。乐观的科学主义者则在假设上完全排除了上帝介入的可能,认为自然界是自足的,无需设计者的设计和介入。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本身的问题。智慧设计论者的问题是容易导致狭缝中上帝的局面,就是上帝假设只是为了解释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一旦自然科学可以解释了,就不需要上帝的存在了,而且认为上帝是自上而下地介入到自然界的,其方式很可能是“不自然”的。进化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随机性和规律性来解释,无需设计,无需超自然的介入,所以从本质上无法解释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现象:生命起源、物种爆发、精细调节、意识起源。而且这些只是横向的科学问题,考虑到纵向,自然科学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量子场本身存在的原因,物理规律存在的原因以及自然现象符合自然规律并且自然规律可用数学描述的原因。而且,自然主义世界观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伦理道德的存在,意义的存在,价值的存在,目的的存在、自由的存在,所以,无法成为一个自洽的世界观体系。

因此,我认为智慧设计论者的问题总是强调自上而下,忽略了自下而上的设计机制的构建;乐观的科学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总是强调自然的自足性,总是尝试自下而上地解释宇宙现象,因此面临着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无法构成自洽的世界观。所以,我认为解决方案即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我们姑且称这种有神论科学为“有神目的动力学”,这与哲学家与理论生物学家Terrence Deacon提出的“目的动力学”同名,所以加上了有神二字。Deacon的目的动力学认为目的是复杂系统中涌现出来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因此试图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来解释生命起源、意识起源和社会问题。其实,这种目的是一种“伪目的”,因为这种目的不是外界加给系统的,而是系统自身产生的,因此不是传统亚理斯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虽然Deacon的目的论不是真正的目的论,但是他的方法值得“有神目的动力学”借鉴。

Terrence Deacon的著作

我觉得在有神目的动力学的框架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上帝如何借助自然规律达到祂的目的,自然规律在这里不是钟表嘀嗒一样的规律,而是像下棋的规则一样可以供设计者自由行走的规律。这种自然规律的开放性是建立在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和混沌理论的随机性之上。同样,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目的是否可以涌现出来,而涌现出来的目的是否仍然可以是自上而下的。这个我们仍然可以从统计学中的后验取样来理解,后验分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自上而下的目的因,而随机行走的采样,比如MCMC,则是自下而上地去趋向于这个目的,这个和亚理斯多德的目的因非常相似。同样,圣经说,万有都是本于祂,依靠祂,并归于祂(罗11:36)。也就是说,宇宙的演进其实是自下而上地在实现那个自上而下的目的。

为了建立“有神目的动力学”,我们需要首先建立的是一套基于圣经的目的因景观(landscape),所谓景观,就是一个庞大的目的体系,上帝对宇宙、非生物、生物、人类、社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简化为万物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但是万物如何荣耀上帝,这正是有神目的论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建立了目的因景观之后,我们需要建立目的因实现的机制。这个涉及到我们如何识别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社会学中的那些开放的规律体系,这些规律体系如何提供“下棋规则”,使得上帝的目的得以实现。最后,我们需要提供一套具有可能性的上帝下棋的路数,即机制,这些机制使得上帝可以自下而上地,像MCMC实现后验取样一样,实现祂设定的目的。

因此,这样一种有神目的动力学可以解释宇宙中的那些疑难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绝对不是引入狭缝中的上帝,而是引入一种有规律可循的目的因的实现机制,而这个目的因是基于我们对圣经中上帝的认识。因此,那些看起来像设计的现象确实是设计,只是这种设计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地强加给自然界,而是利用自然界自身的规律来实现它被造的目的。

法拉第的信仰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是否有所体现?

当我问Deepseek题目中的这个问题后,它给我的答案如下:

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是电磁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贡献深刻改变了人类对电、磁和光的认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深受其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作为桑德曼派(Sandemanian)的虔诚信徒,法拉第不仅将科学视为探索真理的途径,更视其为“解读上帝创造的自然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圣经》)。本文将从科学动机、研究方法、伦理立场三个方面,探讨信仰如何塑造了法拉第的科学事业。


一、科学动机:探索上帝的自然之书

法拉第的宗教信仰使他坚信,科学与宗教并非对立,而是探索同一真理的不同方式

1. 自然作为上帝的启示

桑德曼派(一个崇尚朴素信仰的基督教小教派)教导信徒直接体验真理,避免教条化解释《圣经》。法拉第将这一理念延伸到科学研究中,认为:

  • 自然界是“上帝的作品”,科学家的工作是“解读”这些作品,而非创造规律。
  • 科学发现是一种敬拜,而非单纯的知识积累。

他曾写道:

“自然哲学(科学)的职责是通过研究上帝的作品来认识祂。”

2. 拒绝功利主义科学

尽管他的发现(如发电机、电磁感应)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他始终拒绝申请专利,认为知识应当自由共享。这种态度源于他的信仰——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不是个人荣誉或财富,而是认识并荣耀上帝。

ChatGPT生成的法拉第的科学研究与信仰的插图

二、研究方法:信仰如何影响科学实践

法拉第的宗教观念不仅影响了他的科学动机,还直接塑造了他的实验方法理论构建方式

1. 实验优先于数学

法拉第的数学能力有限,但他的实验设计极为严谨(如“法拉第笼”、电磁感应实验)。这种实验优先的态度与他的信仰有关:

  • 桑德曼派强调直观感知和朴素真理,而非抽象理论。
  • 他认为实验是“直接观察上帝的创造”,而数学公式可能是人为的简化。

后来,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用数学方程精确描述了法拉第的“场”概念,但法拉第仍然坚持实验才是科学的根基

2. “力场”概念的神学根源

法拉第反对牛顿的“超距作用”(如万有引力无需介质),提出电场和磁场是物理实在。这一观念部分源于他的神学观:

  • 上帝创造的宇宙应当是连续、和谐、充满媒介的,而非“虚空中的神秘作用”。
  • “场”的概念(如电磁感应中的力线)反映了神圣设计的秩序

1831年,他在发现电磁感应后写道:

“终于成功了!……这是上帝的恩赐。”


三、科学伦理:谦逊、反权威与真理追求

法拉第的信仰不仅影响了他的研究方式,还塑造了他的科学伦理社会态度

1. 谦逊与反世俗权威

  • 他出身贫寒(铁匠家庭),未受过正规教育,但信仰使他相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他拒绝接受“爵士”头衔,认为科学家的价值不应由世俗地位决定。

2. 科学与宗教无冲突

在19世纪科学(如达尔文进化论)与宗教争论加剧的背景下,法拉第坚持:

“科学研究只会加深对造物主智慧的惊叹。”

他反对“科学与宗教对立”的观点,认为二者探索的是不同层面的真理。


四、结语:信仰与科学的共生关系

法拉第的例子证明,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科学创新并非对立,反而可以相互促进

  1. 动机层面:科学探索成为敬拜上帝的方式。
  2. 方法层面:信仰塑造了实验优先、直观感知的研究风格。
  3. 伦理层面:谦逊、反功利主义、坚持真理高于名利。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法拉第“从信仰中获得的想象力”使他在科学上取得突破。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在科学与信仰的对话中,真正的智慧往往源于二者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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