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护教方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属于不可知论者，然而，不可知论者不可能前后一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基于某种信念，而这个信念往往是未经证实的。比如你努力读书，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然而，并不是所有努力读书的人都可以找到好工作的。尽管如此，你的这个信念支撑着你去努力学习。如果更进一步，你为什么要找到好工作，你也许会说，是为了家庭或者成就感，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然而这些价值观并未经过证实。我们认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就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或者是基于对自然主义的信仰。所以大多数不可知论和自然主义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乃至伦理观是前后不一致的。如果你生病了，你不可能因为你是个不可知论者而忽视医生的诊断或者胡乱服用药物。这也同样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学者，也许一个人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在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或者在面临找工作的时候却期盼某种神秘力量的帮助。也许一个人宣称道德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对各种社会现象有着近乎绝对的是非论断。对于有神论者也是如此，有人在教堂是一个样，离开教堂是另一个样，正如圣经中所言，有一个人欠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而他却向一个欠他十几两银子的人逼债。

圣经显明，这种前后错乱的世界观就是罪。罪不仅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而且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该如何前后一致地生活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讨论如何前后一致地研究上帝的普遍启示。这并不是容易的，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是对信仰乃至人性的一种考验。首先，它要求你不要带有偏见地去研究这个自然界。然而人天生就是有偏见和喜好的，因为人有情感，情感产生了好恶。其次，科学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不带情感的自然界而以客观真理为目的。这和其他职业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其他很多职业基本上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福祉。这种对象的客观性对科研者的主观性产生了挑战。如果一个科学家不知道研究自然的目的是什么，他必然在主观世界比如地位和名誉上寻求满足。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如物理和天文，其目的不是提升生产力，乃是改变世界观，产生新的思想和洞见。所以，自然科学是最接近神学的学科，科学家是最接近神学家的职业，因为其终极价值不是人类利益而是客观真理。只是前者追求一种非位格化的真理，而后者追求认识真理的位格。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学者，该如何前后一致地追求认识真理和真理的主呢？

首先，一个前后一致的基督徒学者需要内心和头脑的紧密整合。他既需要有客观的科研方法（所谓中立的方法论），也需要有自己强烈的基督教世界观前设。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是中性的，哪怕它持守了中性的方法论。比如爱因斯坦对永恒宇宙的前设导致了他错失了发现宇宙膨胀的机遇；爱因斯坦对绝对因果律的信念导致了他对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否认。同样，基督徒有一颗火热的爱上帝的心，这种信念应该贯彻于他的科学研究，这也是诸如牛顿，伽利略，麦克斯韦，拉瓦锡，高斯这些基督徒学者所践行的。若不如此，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前后一致的基督徒，因为他花了50%以上的可利用时间在从事一个与他信仰无关甚至是为敌的职业。所以，我们的内心引导我们科学研究的前设，我们的头脑通过科学的论证为前设提供证据，并验证前设。比如，基于我对创世记的理解，我认为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是独特的，我也认为上帝希望人类进行星际航行来拓展祂的国度，所以，我认为地球周围应该有一些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这样，我就探测地外行星，研究其可居性，并进而设计星际旅行的方案来殖民这些星球。幸运的是，这些研究课题正是当前行星科学的热门课题，所以，我可以得到足够的经费从事这样的研究。当然，如果一个基督徒学者太超前他的时代，他要么自立门户，要么考虑发展与当今科学水准相适切的科学课题来反映他的信仰。

然后，一个基督徒学者需要精通当今最前沿的科学方法。如今，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大数据，贝叶斯方法，蒙特卡洛方法等。这些方法往往有些局限性，但也有些普适性，但大多数是诞生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所以，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应该精通或者至少熟悉这些方法，并尽量用这些方法来验证理论。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学者，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方法来拓展自己对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数据的全面发掘和认知。我们不需要被数据引导，而是利用数据来验证自己的前设或者理论。有人说，学者不应该有前设，否则就不是学术，而是哲学。这显然是大错特错，因为当今科学通用的贝叶斯方法论告诉我们，任何模型都有先验概率（或前设），而在这种前设的框架下提出模型来解释数据。所以，基督徒学者应该不耻于谈论自己的前设，并大胆地运用数据来验证自己的模型。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学者不能精通这些流行的方法论，很可能他的理论得不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当然，这些方法论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而如何探索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则是另外一个热门课题。

另外，一个基督徒不仅需要整合内心与头脑，而且需要整合不同的学科，做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基督教世界观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这要求基督徒学者在研究不同学科的时候有一种整合性眼光。比如研究行星问题需要考虑地质，生物和气候问题，研究生物起源需要考虑地外因素和地内因素等。这就要求基督徒学者对各个领域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也许大多数人认为一个领域的信息量已经够一个学者消化好久了，况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科研任务，不可能做到通观全局。其实不然，如今我们很容易通过互联网获取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而且当你精通一个领域之后，这个领域的动态就很容易掌握了。比如每天大概有十篇新的文章是关于我自己的领域的，我大概最多花15分钟了解这些研究，然后我会浏览其他天文领域的成果（大概每天有50多篇文献），如果发现感兴趣的，大概会深入了解一下。这样，每天了解天文学进展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这个还包括一些简单的验证，比如有的文章有些公开的数据，我可以很容易地验证这些数据是否支持结论。当然，这样的验证是建立在精通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因此，了解其他领域乃至学科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因为每个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近似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的数据是否支持它的结论，它的方法论是否可靠，就可以大概明白这篇论文的内容和可靠性。比如最近我就用我自己开发的一个软件来研究引力波。我可从来没研究过引力波，但是我的软件是用来探测周期性信号，是普适的，所以用来研究引力波正合适。所以，对方法论的掌握乃至发现新的方法论对整合性科学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后，我要谈谈基督徒如何对待同行的认可。虽然基督徒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但是如何荣耀上帝呢？你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绝对真理在当前认知水平的相对性呈现。哪怕你确实发现了某种绝对的现象，这并不表明这种现象有绝对的价值。比如你发现了一个系外行星，首先你不能100%完全确定它是系外行星，就算你有99.9%的把握，或者这个系外行星确实存在，那么它却不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它是被造物。所以，单单发现自然界和自然界的规律并不能产生永恒的价值。而上帝看人的内心过于人外在的表现，所以，一个基督徒学者本于尽心尽力尽意爱上帝的心去研究上帝的自然启示所发表的论文，也许并没有得到很多同行的认可，但是他仍然相信他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是可靠的，他的结论忠于他的方法和数据，于是，他的头脑和内心都在通过解读上帝的自然之书并发现上帝的智慧来荣耀上帝，所以，在上帝看来，这样的研究比其他更受欢迎的研究更有价值。

一个前后一致的基督徒学者不仅会面临科研上面的挑战，他还会面临很多其他相关的试探，他会面对申请经费时夸张自己成果的试探，面对媒体采访时取悦别人的试探，面对工作与家庭平衡的试探，面对如何分配经费，公私不分的试探，以及面对学生和同事对人不对事的试探等。是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学者的十字架，我们当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主，否则，我们就不配做祂的门徒。我们不应该像法利赛人一样坐而论道，也不应该像希律一样只是喜欢信仰而不践行信仰。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祂的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因为祂已经背负了那最重的重担，就是罪。所以，我们应该为上帝呼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学者而荣幸，因为祂让我们同时解读祂所启示的两本书，让我们通过这两本书来认识并荣耀祂。

最近听到John Piper（约翰-派博）关于预定论的讲课，对于加尔文主义和阿民念主义关于护教学的观念有些反思。John Piper认为阿民念主义者把上帝放在了理性的盒子里，因为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并行不悖。不过，有意思的是，如今很多搞基督教哲学和护教学的人都是阿民念主义者，比如Ravi Zacharias和William Lane Craig。虽然Alvin Plantinga是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关于预定论的理解似乎有点像开放神论。而一般而言，阿民念主义式的敬拜是比较人本的，注重敬拜者的感情投入。而加尔文主义者高举上帝的主权和荣耀，所以，敬拜仪式较为传统和严肃。我最近读到Nabeel Quresh的《寻求安拉，找到耶稣》（“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他在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发现他所去的教会敬拜非常不严肃，各种表演，乐器，流行音乐，似乎与敬拜一位自有永有的上帝完全不相称。在敬拜的仪式上，加尔文主义者与穆斯林更加相似。

考虑到基督教学术的复杂性（比如中性知识和莫里尼主义等），我想也许我们不能用传统的阿民念和加尔文主义来给基督徒学者们贴标签，也不能简单地将敬拜和神学正确性联系起来，毕竟诸如John Piper和Tim Keller这些新加尔文主义者所牧养的教会的敬拜都比较多元化和现代化。我想教会在敬拜上的多元化是人性复杂性的一种体现，虽然我个人认为传统的严肃的简单的敬拜更符合圣经，更符合限定性原则（即敬拜的元素只由圣经限定）。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证据派护教学和阿民念主义和多元化的敬拜是紧密联系的，而前设护教学和加尔文主义和传统敬拜似乎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不得不承认当代大多数活跃的护教学者都是倾向于阿民念主义的，比如Lee Strobel，Ravi Zacharias, William Lane Craig, 等等。这似乎与改革宗教会过于推崇范泰尔护教学有关，当然，改革宗里面也有不少支持证据派护教学的人士，比如R.C. Sproul。

如今，据我观察，保守改革宗越来越远离学术界，忽视乃至反对基督教学术或者文化使命。也许改革宗牧师更注重对真理的传讲，对信徒成圣的关注，但是这不能取代对传福音和普世宣教的专注，而后者常常有益于成圣和归正。在清教徒那个年代，改革宗的基督徒曾经通过他们的信仰实践影响了那个时代。如今，我们改革宗信徒能否为了上帝的荣耀去研究上帝的创造呢？我们能否在坚持圣经前设的同时，积极地通过寻找和发现证据的途径影响这个反基督教的文化并为福音的传播铺平道路呢？我们能否在坚持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多去寻求与其他教会在护教学和福音运动上的合一并为赢得福音未及之民贡献力量呢？盼望改革宗教会在护教学和福音事工上不再落后于其他教会，我想这也是主在启示录2章中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

我们一般认为神学和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但是它们却是研究同一个作者上帝的两本书，自然和圣经。这也是这个博客名字的由来。众所周知，如果我们研究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我们往往会比较它们的异同，并把该作者的作品作整体性的研究。不仅如此，研究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的方法也是相似的，因为这些作品有很多共同的特质，反映了同一个作者的思想和风格。同样，既然神学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上帝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独立地来研究这两本书。然而，不幸的是，这正是当代神学和科学之方法论的走向。

诚然，由于自然和圣经确实有着很不一样的特质，神学和科学的方法论理应有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应该是本质性的，因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本质上都是启示，是对上帝荣耀本性的揭示，所以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上帝。然而，神学和科学的方法论却有天壤之别。由于我在之前的博文已经提及自然科学的很多缺陷，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神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缺陷。

神学趋向于添砖加瓦，而自然科学趋向于推陈出新。因为神学研究一般而言是在传统教义框架内进行，所以其研究特点一般是丰富我们对这些教义的理解和认识，而不在于提出新的教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是不变的，所以那些重要教义也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对这些教义的认识不能够深入，不能够展开。这一点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体现的相当明显。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感受到引力的存在，但是古希腊哲学将这种力归因于物体的本性。物体会自然地落到地面，是因为它的本性。然而，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认为引力不是物体的本性，而是一种外在于物体的力。虽然，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对其他物体具有引力作用，但这并不是该物体的本质特点。直到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我们才明白引力可能不是一种力，而是对应于时空的弯曲。

然而，神学对于那些古老教义的理解很多时候却是止步不前。比如三位一体和耶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早在一千多年前已成定论，但是无论是尼西亚信经还是迦克墩信经都只对这些教义作否定性描述。尼西亚信经本质是是为了否定独一位格论和多神论，而迦克墩信经乃是为了否定基督有两个位格或者基督只有一个本性的异端。但是这些教义并没有提出合理的模型来帮助我们理解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以及道成肉身。很多神学家认为我们只需要守护这些奥秘，没必要明白这些奥秘。若有人要研究这些教义，就会被认为是搞自由派或者至少是非常危险。诚然，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理性高于圣经权威，但我们应该尽力去用理性明白上帝的启示，这不仅会促进基督徒对上帝的深入认识，也有益于发展护教学来应对无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攻击。比如，对于道成肉身的理解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些新的发展。比如Kenosis神学认为三位一体第二位格放弃了部分神性使得自己可以和人性联合，或者William Lane Craig提出的神性以潜意识的形式与人性联合等学说。这些模型在信经里面都可以找到其合理性，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这些教义的认识。而且由于这些模型与我们对人类意识的理解紧密相关，所以和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有某些关联。比如Craig提出的潜意识说就是一例，而且这类模型常常假设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而灵魂是独立于身体的不同本体。但是，人类灵魂到底是先于身体被造还是从身体涌现出来的一种“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议题。所以，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这些古来教义和当今最前沿自然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神学应该效法自然科学的建模思想和创新精神。如果自然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好奇心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不断创新，那么如果作为热爱上帝的神学家岂不更应该深化更新对神的认识吗？如果牧师们整天宣讲的福音都是照本宣科，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教会。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规律和神性规律，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规律的理解却是不断深入的，基督徒们应该以自己对上帝的认识没有比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更加深入而感到羞愧。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不仅仅是去歌颂宗教改革的伟大，而更是去反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神学和神学实践。

牧师和神学家需要学习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来研究圣经。科学家如何研究自然科学呢？首先，他要忠实地收集数据，排除观测或者实验中的偏差或偏见。与此相似，神学家和牧师不仅需要明白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而且需要忠实地对经文在历史和语境中解读，尽量还原经文对当时读者或者听众的意义。在我看来，收集这些历史材料，语言材料，语境材料和作者材料就是神学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应该尽量避免受某些教义或者教派传统的影响。然后，一个自然科学家需要提出理论，建立模型来解释这些数据，当今的科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统计学对数据进一步处理来与理论比较，或者理论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来与数据进行比较。与此相似，神学研究需要提出不同的模型或者教义来解释圣经数据。然而，有些教义与该数据非常遥远，也许我们需要类似于建模，模拟和统计的方式来将不同的理论与圣经数据进行比较。比如圣经中“耶稣推迟再来”就是一个神学问题，神学家需要提出不同的神学模型来解释该问题，并对不同的模型的优劣进行比较。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模型的优劣往往是一个统计学问题，涉及到该模型对所有数据的整体解释力度是否占优。同样，在神学研究中，类似于贝叶斯统计的模型比较方法应该建立起来以比较不同的神学模型或者理论。最后，科学家有时对不同的领域进行交叉研究并追求绝对的单一的真理。交叉学科比如统计学方法运用于天文，理论物理运用于复杂性理论。同样神学研究应该提倡交叉研究，基督论和新约神学，历史神学和系统神学以及圣经神学的交叉，护教学和三位一体以及圣经神学的交叉。不仅如此，神学应该尽量追求完美和简单的神学理论如同自然科学对终极理论的追求一般。因为神是纯粹的灵，是简单的不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不断趋于简单和深入。如今我们看到不同的神学派别和思想，自立门户，缺乏交流，这往往是阻挠非信徒认识基督教的一个很大障碍。神既然是一位，各个教派就应该一起竭力追求真理，而不是固守自己的教义传统。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圣餐论，路德宗，长老会和浸信会各执一词，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固守传统，而对圣餐论和基督论没有什么新的神学建树。不仅如此，神学需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实践性。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转化为技术成果，所以，这个社会认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源动力。哪怕是天文学也具有实践性，比如现在大家探测地外行星的一个目的乃是为了知道有没有外星人，虽然这本身并不一定符合圣经。与自然科学类似，神学的目的是让人去认识神和荣耀神，而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所以，我们应该探讨新的基督论模型，新的圣经神学，苦难神学，历史神学有没有在教会的讲道中得到体现，有没有运用在对信徒的探访中，有没有实现在宣教事工乃至基督教学术当中。

如今的神学家和牧师虽然大多喜欢看书并对已有理论添砖加瓦，但我想相比于自然科学家那种精益求精，追问终极理论的进取精神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神学研究显然是止步不前，乃至积重难返。既然神学家越来越喜欢闭门造车，固步自封，那么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在启蒙运动以后无法在学术界立足了。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宗教改革的信徒，我仍然相信上帝会兴起这个时代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继续拓展祂的国度。

最近听William Lane Craig讲系统神学发现他是阿明念（Arminian）莫连那（Molinism）主义者。这样一个称呼看起来并不正统，但是Molinism确实是早已出现在基督教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议题。Molinism得名于16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士Luis de Molina。他强调上帝并没有直接预定整个人类历史，而是预见整个人类历史。上帝实现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而上帝预先知道某人在某环境中会作出什么抉择。虽然某人选择了犯罪，但是上帝并没有预定他犯罪，或者说上帝并不是导致他犯罪的原因。而某人仍然是自由地决定他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上帝拥有中性知识（middle knowledge）或者虚拟知识（counterfactual knowledge），他知道某人在某环境会作出何种抉择，但是他没有干预此人作此决定。Molinism之所以重新出现在哲学和神学界的讨论中是因为基督教哲学家试图解决上帝的全能和罪恶的存在以及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这样一种哲学思潮进一步蔓延到神学领域，进而成为加尔文主义和阿明念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William Lane Craig认为Molinism可以调和加尔文主义和阿明念主义或者说调和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表面矛盾。虽然Molinism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这种自由意志是在上帝主权的护理之下，而且上帝是预知人的自由选择的。但是开放神论认为上帝甚至不知道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Molianism的这种调和是否成功呢？首先，上帝的这种中性知识不具有真理价值。也就是说，上帝预先知道某人在某环境中会作出某决定，哪怕此人还没有出生，甚至宇宙还没有存在。但是上帝拥有的这个中性知识是以某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这种知识不具有真理价值，因为此人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而在此人存在之前，该知识没有价值。另外，如果上帝知道某人在某环境必然会作出何种决定，那么人的决定还是自由的吗？如果是，那么我们得搞清楚什么是自由。

传统改革宗认为上帝的预知和预定是同一回事，上帝预定才能预知，上帝预知表明了祂的预定(参以弗所书第一章)。而在圣经中，我们处处看到了对上帝预定和预知的启示。但是改革宗认为上帝预定一个人得救但是却没有预定一个人灭亡，而是容许一个人灭亡。或者说，上帝在人灭亡的事情上时消极的，而在人得救的事情上是积极的。但是上帝既然是全能的，那么祂消极或者积极的作为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呢？这进一步牵涉到上帝与恶的问题，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祂为什么不能拯救所有人呢？祂为什么允许罪恶的存在呢？Alvin Plantinga指出上帝也许不能创造一个让所有人得救的宇宙，因为这样的宇宙可能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参”The Nature of Necessity”）。也就是说上帝也许愿意所有人得救，但是在允许人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不可能所有人都自由地选择接受上帝的恩典。在这一点上，Plantinga并不算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人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意志。

那么到底上面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呢？或者所有观点都只是抓住了真理的一部分呢？圣经科学也许可以给这个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从我个人的信仰历程来看，我比较赞同改革宗的看法，就是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没有能力主动地自由地接受福音，除非圣灵首先重生这个人。虽然圣经中处处强调我们要有信心，但是圣经也处处强调这信心是出于神。所以，至少在人得救的事情上，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所以，我否定开放神论并怀疑Molinism。不过，圣经中确实启示人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意志，而这种意志，在改革宗看来，只有堕落性的自由没有救赎性的自由。而上帝又不是决定人犯罪的原因，那么所有这些到底如何统一于上帝的护理呢？

首先，如我在之前博文中所说，量子物理的诡异性可能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我在这里进一步说明这个模型。人的灵魂和肉体处于一种纠缠状态，人的大脑产生一个个随机点，如同一个个小山坡，而人的灵魂可以选择神经态处于哪一个态（山坡的某一边）。这种决定过程可以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来模拟，也就是人的灵魂可以决定神经网络所提供的随机序列，进而形成意志，决定神经脉冲，产生行动。但是由于人类的神经形成了一个网络，所以这些树形结构应该是彼此联通的，也就是说，灵魂对一个神经态的选择往往同时影响了对其他神经树形结构的选择。不仅如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物理的诡异性可以体现在神经网络层面，那么人类灵魂对神经态的选择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有一个概率分布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堕落，人类已经丧失了选择正确回应上帝启示的那个神经态，于是人只能自由地选择违背上帝的神经态。这种能力的丧失不应该是生理层面的，而应该是灵魂层面的，因为耶稣的身体和我们一样，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因为他的灵魂没有堕落。

如此看来， 我们的灵魂或者意识会产生一系列的选择犯罪的可能，上帝可以介入在人类灵魂所产生的这些罪恶态进而引导人类的历史进程。正如约瑟的弟兄把约瑟卖到埃及是出于他们自己产生的神经态，但是上帝选择了某些特殊的态产生了某些特殊的行动进而引导了约瑟被卖的过程，并且主动地介入到约瑟的人生抉择过程之中让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进而拯救了雅各的家族，让以色列人迁徙到埃及。在整个过程中，人又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上帝却施行祂拯救的大能。这就好比很多人扔了一大堆垃圾，而有一个人选择了一些垃圾并进而将其改造组装成了一架飞机。上帝就像这样一个人，祂虽然可以主动地决定性地改变人的决策，但是大多数时候祂似乎是在隐秘地借着人的自由意志来达成祂自己的目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借助另外一个概念来理解上帝的引导，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棋局理论。上帝如同一个下棋的人在历史这个棋局中按照一定的规则行走并达成祂的目的。或者上帝的护理如同一个随机过程，在人类随机决定中引导人类的历史进程。如果把人的决定比喻为一个似然函数的概率分布的话，那么上帝的意图有点像先验概率，虽然人可以决定似然函数，但是最终人的选择却是由先验概率限制的。上帝并没有决定一个罪人会选择哪种恶，而是让人的选择过程随从某种后验概率的分布，而这个后验概率是和该决定与上帝应许的远近成正比的。正如在Markov Chain Morte Carlo过程中，一个随机点可以随机地选择下一步，但是该步骤是否可取是由下一步的后验概率统计性地决定的。同样，人的灵魂在上帝所塑造的环境中做相对自由的选择，这些选择却趋向于上帝应许的实现。上帝当然可以运用一些神迹奇事来达成祂的应许，但是上帝通常的手段是借助人的自由选择来达成祂的目的。也许Molinism也有某些可取的地方，因为上帝知道人的被造，所以祂当然知道人在某环境中很可能会作出何种选择，所以祂并不是预定了法老的悖逆，而是知道法老会悖逆。

我把以上的这两个模型称为量子模型和随机模型，这两个模型可以同时使用来解释上帝的护理过程。这些模型并没有否定上帝的主权，但是同时又给人的自由意志很大的空间。现在我要把这两者应用到上帝的限定性救赎当中。一个人得救与否取决于他／她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重生，他／她则没有回应的能力。所以，上帝拣选了某个人，并且让此人听到了福音（塑造了救赎的环境或者所谓外在呼召），但是此人神经所产生的态有救赎性的态，但是人堕落的灵魂给人的抉择一个很强的先验概率，让灵魂选择救赎态的可能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圣灵则介入到了人类灵魂的抉择当中，让人的灵魂选择了那些救赎态。这被称为内在的呼召，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上帝也要求人要悔改相信，原因是人的神经需要产生某些救赎性的态。而大脑神经是否产生救赎态是由上帝是否拣选了这个人后验性（a posteriori）地决定的。这样看来，上帝拣选了一个人，此人必然得救，但是此人有责任以信心来回应外在呼召，此回应之所以是后验性的而非决定性的是因为在随机模型中，上帝以随机过程来达成祂的目的，而这种随机过程在上帝的设计下必定达到祂的目的。这种随机性也可以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看出来，“ 你 想 ， 我 不 能 求 我 父 现 在 为 我 差 遣 十 二 营 多 天 使 来 么？若 是 这 样 ， 经 上 所 说 ， 事 情 必 须 如 此 的 话 怎 麽 应 验 呢 ？”（马 太 福 音 26:53-55）也就是说，耶稣承认上帝的应许是有可能不应验的，但是这种可能只有在圣子那里才不为零，在罪人那里则为零，因为上帝的手始终隐藏在人的自由选择之后，所以罪人一直在不情愿地成就上帝的旨意。

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被上帝拣选，上帝也要求这个罪人悔改，因为这是上帝对所有人的一般呼召。而且此罪人的身体可以产生某些救赎态，所以这种一般性呼召依然是真诚的。而上帝在圣经中也启示祂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祂不喜悦恶人灭亡。这种意愿很可能是一般性的意愿，就像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如果这些经文确实对应于上帝永恒的意愿，那么祂很可能不能实现一个人人得救的世界，如同Plantinga所言。也就是说，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祂大概不可能创造一个人人得救的世界而同时让人有自由意志。在随机模型的框架中，上帝可能找不到一条逻辑允许的随机过程来达到人人得救的结局。简言之，在量子模型的框架中，在环境A中，甲可以产生救赎态而乙则不能，在环境B中，甲不能而乙能。如果没有一个环境C可以导致甲乙都产生救赎态，那么两者不能同时得救。当然，上帝可能根本没有愿意所有人得救，而是如改革宗所言，限定性地救赎一些人。总之，结合量子模型，随机模型以及Plantinga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容易明白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

而另外一个解释方式是从逻辑本身的永恒性着手。我们认为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基于我们对逻辑和理性的绝对信心。但是正如三位一体本身是对逻辑的超越，同样，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些看似与逻辑违背的启示。如果逻辑不是永存的，矛盾律不是必然的，那么，我们以逻辑来理解圣经必然会产生看似矛盾的教义，但是，这恰恰是圣经超验启示的最好证据。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是完美的，而信心是上帝所要求的一种美德，这表明以理性彻底地分析上帝的启示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以简单的信心回应上帝的启示则是每个人的责任。

有一个英国科学家写了一本护教学的书叫《谁创造了上帝》，书里面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新颖。他把自然定律比喻为国际象棋的规则。规则虽然是恒定的，但是却没有决定下棋者下一步该如何走。是的，自然界就像一个棋局，而上帝就像一个下棋的人，他总可以通过一定的步骤，达到祂的目的。或者，自然定律就像一个软件，虽然软件本身是不变的，但是上帝却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实现祂所要实现的功能。自然定律不是主宰，而是仆人，正如圣经所言，神“以 风 为 使 者 ， 以 火 焰 为 仆 役” （诗篇104章第4节或诗104:4）。 更进一步，人的自由意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帝自由意志的类比，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做出对未来的选择，这一切乃在于自然定律的开放性。而上帝和人为什么可以自由地利用自然定律并支配自然呢，原因在于上帝将自然定律造成了非决定性的，这种非决定性表现在量子力学里的不确定性和混沌理论里的非线性效应。

我最近在写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软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自由输入不同的参数进而得到不同的结果。虽然软件本身是固定不变的（在没有被更新的情况下），但是用户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参数来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上帝是这样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话，那么微观世界的量子态就像不同的参数，而自然界的非线性特征则像软件一样宏观地实现这些量子态进而产生一定的自然现象。量子的不连续性或者离散性保证了上帝可以输入数码信息或者不同参数，而自然界的高度非线性保证了这些微观信息可以有效地放大为宏观现象。这就好像一个球在一个山坡的顶端，该球是向左还是向右滑下完全是随机的，而上帝在该点选择向左还是向右完全不违背任何物理定律，也就是说，上帝在遵行着自然规则下棋。又比如，水的沸腾和结冰都是一种相变，而相变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乃是对称性的破缺。在水结冰以前，任何一点水分子的分布都是各向同性的，而在结冰之后，水分子则是各向异性分布。而相变之所以得以发生乃在于其中一小撮分子产生了一种有序结构，这种有序结构进而扩大其范围，使得整个结晶过程得以实现。而行星形成也是如此，最开始有一小撮尘埃形成了团块，团块不断吸附尘埃进而形成原始行星。这些过程都让我们看到自然现象的非决定性，并且看到微观物态如何通过相变这种非线性效应放大为宏观现象。正如我在之前的博文所言，上帝很可能使用了自然定律这种特征来达到祂的目的。

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为了“空隙中的上帝”辩护，我的论证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我首先相信了上帝的存在及其创造和护理，然后思考上帝如何创造和护理。这种思考方式正是贝叶斯统计的精髓所在。贝叶斯统计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任何判断之前都有自己的前设和模型，而数据是在某个前设下来检验一个模型的解释力是否优于其他模型。我相信以上帝作为前设来建立科学模型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力远高于自然主义前设下的模型。而大多数人反对将上帝引入到科学建模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神学本身的非科学特质。神学没有一个精确地关于上帝作为的描述。如果把上帝比喻为一个艺术家或音乐家，那么神学很可能只是在研究上帝浪漫主义的一面，而忽略了描述其古典主义的一面。也就是说，神学的语言不够精确，如今的神学就像欧陆哲学一样，有很多浪漫主义式的对圣经的解释，但是缺少古典主义式的对教义的呈现。圣经中的上帝既是浪漫主义式的，也是古典主义式的；这位上帝既是独行其事的神，也是有迹可循的神。耶稣将听道比喻为撒种，将信心比喻为芥菜种无疑是让我们看到灵性世界里面也有灵性定律。言归正传，上帝的护理到底有怎样的轨迹呢？

我上面的论述谈到了上帝可以利用自然定律达到祂的目的，但是上帝达到祂的目的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上帝是棋手，祂是如何下棋进而屡屡得胜的呢？我在这里要引入所谓的随机过程来解释上帝护理的轨迹。在圣经当中，我们屡屡看到，上帝是在与人下历史这盘棋。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本意不是为了让他们犯罪承受地狱的咒诅，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是犯罪了。上帝虽然预知他们犯罪，但是上帝却没有决定他们的犯罪的行为。同样，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屡屡试探上帝，本来只有几个月的行程走了整整40年。也就是说，上帝虽然知道人下一步会怎么走，但是祂可以不干涉人的选择。这样，由于人的选择的随机性，上帝的护理也看起来具有随机性，但是这种随机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上帝引导之下。

换言之，上帝的目的，比如耶稣的降生，就像贝叶斯统计里面的最高后验概率（即对数据的最佳模型拟合），而整个历史就是一个随机过程，这个随机过程的每一步怎么走是由一定的概率决定的。比如历史的时间点处在约瑟被卖个埃及人的时候，那么约瑟被卖之后的下一个历史事件是什么呢？是约瑟做了埃及财政大臣的仆人，然后由于被陷害下在监狱里，这样的历史事件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得着迦南地似乎没有任何联系，而进一步，我们虽然看到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二把手，而且和雅各相认，而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但是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与得胜迦南这样的辉煌历史事件相去甚远，哪怕是以色列人被带出了埃及，他们仍然是乌合之众，根本无法与迦南各族抗衡。但是，我们看到历史的轨迹一步步在逼近那个应许的中心，这个随机过程从下图可以看出。

而随机过程的步长以及下一步的方向及其概率都是由下一步和此步与应许的远近决定的，而这种过程由于人的参与而变成了一种随机过程，但是总的方向是朝向应许的实现。但是，有时候上帝需要施行神迹来改变人的意图，比如法老阻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意图，进而实现祂的旨意。因为人的意图常常与上帝的意图相反，所以，这种随机过程若非上帝的引导，绝对不可能到达上帝应许的中心点。如此看来，神迹的施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类的悖逆程度，比如耶稣施行如此多的神迹的可能原因在于当时的人对弥赛亚有太多的误解和抵挡，人们的灵性如此悖逆，以至于耶稣要用如此多的神迹来证明祂就是弥赛亚。但是在上帝和人类的互动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允许人类犯错，然而这些错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数学模型的目的是让我们对上帝的作为的认识更加精确，并且用于辨识神迹的历史背景和上帝作为的规律性。而进一步量化这种神导历史的随机过程，比如步长（或者每一步的时间间隔），则会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护理的性情。

上帝给我们启示了两本书，一本书是普遍启示或者叫自然界，一本书是特殊启示或者叫圣经。这两种启示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互动的。比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约翰借用希腊哲学中的“道”（罗格斯，Logos）来代表耶稣作为神话语的神性本质。这种和世俗文化的互动也表现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比如我们用“上帝”这个中文词汇来指称神。虽然圣经可以借用一些世俗文化的观念来表达圣经里面的观念，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自足的，圣经自己阐释自己。所以，这些所借用的词汇在圣经里面得到了新的圣经含义。同样，在世俗文化当中，圣经的观念也不断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比如人人平等和法制这些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观念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既然自然启示和普遍启示有这些互动，那么我们该如何恰当地解释圣经和自然来明白上帝的启示呢？

经典的释经学方法是以经解经，也就是说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圣经自己自成体系，正如自然界自身自成体系。这种方法论强调了圣经的自足性，而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假设也强调了自然界的自足性。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奥秘由自然界其他的现象来解释，人凭着自己的天然理性就可以发现规律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奥秘。这样看来，以经解经和自然主义似乎有某种相似性，前者强调圣经的自足，而后者强调自然的自足。而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观念可能阻碍了对两种启示的充分理解。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当然需要明白经文对当时的写作对象所表达的意思，然而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重构，我们需要借用一些历史学的发现来充分展现经文的原貌。就算我们对圣经所要传达给圣经时代的人的含义有充分的理解，也并不表明圣经的作者——上帝——不会传达更丰富更超越的含义。比如旧约先知经常不区分耶稣的拯救和审判而将两者一起传达给当时的读者，而这些旧约经文的含义到了新约时代才充分得以展现。当然，这并非表明圣经不是足够清晰的，圣经对于那些关键教义的启示一直是非常清晰的，这也是教会合一的关键。圣经中启示的渐进性和自然科学发展中我们对自然理解的渐进性是一致的，同样这种渐进性也体现在神学的发展中。自然科学对自然启示的不断揭示和神学对特殊启示的不断揭示是相似的。

那么既然这两本书都是一个作者启示的，它们其实可以视为一个统一的启示。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启示观，我们应该以二维启示来理解一维启示。传统的以经解经可以被称为一维释经系统，而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假设也是一维方法论。两者都在自己的启示维度来解释自己，但是二维的启示观在于以二维的视野来解释一维的现象。这并不表明一维的释经和一维的科学不重要，这些都很重要，因为二维启示观的出发点在于我们充分理解一维启示。为了充分说明这种二维启示模型，我将其以坐标显示展现在下图。

在这种二维启示观中，上帝原本的意思被投影到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这两个维度，而圣经科学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还原上帝启示的本来含义。比如圣经创世记当中对“日”的解释就是一例。无论是古代的教父还是进化论出现之前的改革宗神学家对此字眼的含义都有多重解释，而大多数神学家认为第一章的一“日”就是24小时。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概率分布来表示各种解释的可取度。而在天文学和地质学中，科学家普遍认为地球和宇宙的古老。那么如果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圣经中的日必然导致对日的非字面意思解释，比如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长度。那么既然科学和神学对圣经的启示给出了看似不同的答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表面矛盾呢？我们要避免用一维启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比如简单地将科学理论套用到圣经经文，或者完全忽视从普遍启示而来的证据。我们需要二维启示的眼光。我在之前的博文中已经给出了一种可能的二维启示的对“日”的解释，我将圣经中的日解释为灵界的时间，或者灵界的24小时，而圣经中创造的次序仍然保持原样。那么这样既没有迁就科学理论也没有忽视科学发现，而是让圣经经文的含义还原到它本来的世界观体系中。而且这种解释进一步对自然科学提出预见性的理论，这正是圣经科学所要达成的目标。

这种二维启示的释经理论让我们更有兴趣去研究那些圣经中看似与常识相违背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隐藏着超验的含义，这正是建立圣经科学的重要根基。而且二维启示理论所呈现的复杂度是一维启示科学和神学理论所无法企及的。二维启示的神学和科学视野是如此的广阔，以致于它需要发展自己的一套特殊的语言来将一维启示中的语言统合起来。这就像我们引入虚数的理念来丰富我们对数的理解。上帝的启示是丰富的，二维启示观正是我们洞悉这一丰富启示的一个切入点。

在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话中，无神论者最常鼓吹的就是科学的成功和宗教的无能。科学的成功确实导致了原始宗教的衰落，但是同样，基督教的成功也导致了罗马偶像崇拜的衰落。科学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从而消除迷信和偶像崇拜。但是科学并不能真正捣毁人内心深处的偶像崇拜，比如拜金主义，对名誉或权利的崇拜。而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科学并没有丝毫减弱人们相信基督教的一些基本动机，比如人的负罪感和道德感，人们对于自然界背后某种神秘主宰的敬畏，以及人对于自由和爱的渴望。这些动机一直是促使人悔改归信的基本原因，而科学并没有削若，有时反而增强了这种动机。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的动机是非物质性的。原始宗教对被造物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狭缝中上帝的崇拜。而基督教在发展中也同样使用了某些证据来为狭缝中的上帝来辩护，比如罗马教廷对托勒密学说的盲目推崇就是由于对自然界的无知而采取哲学和神学来代替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而从某种意义上，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论战中，创造论者也常常论证狭缝中上帝来为信仰辩护，比如通过揭露进化论的缺陷来论证设计者的存在。总而言之，这种狭缝中上帝的论证方法不仅不能促进我们对于信仰和科学的理解，反而迫使我们要么委屈传统的圣经诠释来迁就当代科学发现，要么反其道而行之。这正是权威创造论和神导进化论这两个极端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那么如何避免为狭缝中的上帝辩护呢？而更进一步，如何让信仰和科学可以真正对话，如何建立圣经科学的理论框架呢？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用双方都能明白的语言对话。与其在自然科学中寻找漏洞，还不如另立门户，这正是很多有争议的科学理论的套路。比如生物灭绝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低外小行星或者彗星导致的，有的人认为是火山喷发引起的，而双方都会根据自己的论点来提出论据，并提出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地外成因说所预测的应该是同样质量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也应该出现大致同样规模的生物灭绝。而火山成因说所预测的大气成份的变化必须得到观测证据的支持。我认为圣经科学也需要同样具有预测性，这正是圣经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在圣经中随处可见先知的预言，无论是对国家兴衰的预言还是对弥赛亚的预言，都得到很好的应验。那么圣经科学也必须具备同样的特质，这正是避免为罅隙中上帝辩护的唯一方法。虽然Reasons to Believe 的创始人Hugh Ross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测这些缝隙随着科学的发展是在扩大还是在减少来判断上帝论据是否可靠，但是如何衡量缝隙的大小很难有个标准。所以，整合信仰与科学的关键在于让圣经具有科学预见性。虽然圣经由于其超验本质本身就具有预见性，但是这种预见性需要翻译成科学的语言而成为一种科学理论或者模型，进而产生圣经科学。比如上帝从无到有地创造世界预测了宇宙有个开始，但这本身并非科学理论。要让其成为科学理论，我们必需用科学的语言来翻译圣经这个预言。我们需要知道宇宙有个开端的物理意义，这意味着时间和空间有个起始，意味着宇宙随时间很可能是在变化的，意味着宇宙与自然定律在本质上并不是物质的，因为上帝是用话语创造了宇宙。如果我们可以用当今的科学理论来论证宇宙必需有个开端，那么这就是对圣经科学的一种莫大的贡献。然而，这类理论已经被勤劳的自然主义科学家提出，比如Borde Guth Vilenkin Theorem。

那么除了对宇宙开端有预言，圣经是否还对其他自然科学有话可说呢？这正是我这个博客已经并且将继续探讨的话题。在以前的博文中，我已经对圣经在天文，宇宙学，生物学，地球科学中的可能应用作了初步探讨。而圣经很可能对化学，地质学，心理学和脑科学乃至数学中有很多的暗示。这些暗示很可能存在在神迹当中。大多数人认为神迹是超自然的，是不能重复的，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可以重复实验或者观测的现象。按照基督教传统观点，神迹是上帝超自然地介入到自然界而产生的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但是这种解释似乎将上帝的护理和创造的手段人为地区分开来了。上帝是用话语创造，也是用话语护理，创造和护理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上帝不护理了，那么宇宙就不存在了。上帝只创造不护理，世界不能存在；上帝只护理不创造，世界也不能存在。上帝必需创造并且护理，世界才存在。而在上帝那里并没有时间，所以创造和护理对祂而言也许是一样的。这好比一个人拿一根木棍，在木棍一端拿着和在中间拿着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如果那人放手，木棍就会掉下去。我们可以论证宇宙有个开端，但我们同样应该论证宇宙当下应该有个支撑点，而我认为信息就是切入点。

言归正传，神迹如何具有科学预见性呢？我认为我们首先得换一种对神迹的认识，那就是神迹是对自然定律的操控，所以其并不违反自然定律。神迹看起来是反自然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找到真正开启自然的钥匙。这就好比我们欣赏科隆大教堂，我们看到它外表的巍峨壮观，但是如果我们不进去，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的神圣和庄严。同样，神迹就如同自然界内部的景观，我们不明白不认识它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去，我们没有找到打开自然界的钥匙。比如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除了其神学意义，它应该还具有某种科学预见性。耶稣通过一句话就将水变成了酒，这给我们的暗示是水和酒的本质不是化学的或者物质的。耶稣这一句话和我们在电脑里面输入一条命令是类似的。我们可以通过输入一条命令更换电脑桌面背景，同样耶稣也可以对自然界这个大程序输入信息而变水为酒。那么这对自然科学或者化学有什么预见性呢？这意味着自然界也许是一套程序，人的知觉也被编码在这套程序里面了。哪怕水并没有变成酒，但是上帝可以改变人的知觉，而让所有人认为这水就是酒的味道。如果自然界和人的意识是一种特别的程序，科学研究就应该去揭示这个程序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人的意识在这个程序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神迹就是自然界的内部，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神迹的宝贵科学价值。我们不认识不相信神迹，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界的无知，对上帝语言的无知，和对当今某些科学理论的盲目崇拜。而神迹的施行正是对自然界具有超验认识的表现。

根据以上这个观点，摩西的神迹，以利亚的神迹，耶稣基督的神迹就是建立圣经科学的宝贵资源。为什么风可以将红海分开呢，风和水在地球科学中的角色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耶稣让风浪平静，风浪就平静了呢？为什么约书亚叫日头停住日头就停住了呢？这对天文学特别是对太阳系的研究有什么特别意义呢？为什么死人可以复活，驴子可以说话呢？这和生物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寡妇的油没有减少，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呢？这和能量守恒有什么联系呢？物质和能量可以凭空产生吗？所有这些都是圣经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圣经科学预见性的重要课题。

如果我们透过圣经科学得以揭示自然界的内部，那么如何拥有打开自然界大门的钥匙乃是下一个议题。而这个钥匙很可能在于人的意识里，因为自然界如果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要改变这个系统的唯一通道也应该是信息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钥匙就是信心，耶稣具体地说，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可以移山，而信心的这种神秘能量来自于圣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