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亚理斯多德

我们通常认为过去会影响未来，但是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未来对过去的影响。如果一个小孩坚信只要努力学习就会考上好大学，然后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那么，他很有可能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确实考上了好大学，也最终得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童年时的信念导致了他的行为，进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人的将来决定了他的过去，因为他对将来的规划和目的“导致”了他过去的努力。这其实就是亚理斯多德提出的四因说中的目的因。四因说提出了这个世界运动和变化的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比如一张饭桌的质料因是木头，形式因由一张饭桌的图纸所呈现，动力因是木匠，目的因是用餐。自然科学一般只研究了质料因和动力因，并不探讨形式因和目的因。形式因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信息，但是这种信息有点像计算机软件又像DNA里面的信息，它不是热力学信息，不是平衡态信息，而是功能性的信息，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和功能的信息。所以，形式因和目的因是紧密相关的。中世界神学巨擘托马斯阿奎纳认为，目的因是一切原因之冠，因为无形的物质（你可以认为是某种原子、分子等）只有通过形式（你可以认为是信息或者某种设计）才能被赋予“形体”，然而物质和形式，只有通过某种外在的动力因才能被结合在一起成为现实，而这个有了形式的物体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存在，只有它的目的被达到，它才实现了它被造的价值。所以，目的因是众因之首。

然而，唯物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是“偶然”形成的，不存在目的，每个人可以赋予自己人生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缺乏理想的原因，因为没有所谓的宇宙性的普适性的目的存在。其实，自然科学并不必然要和唯物主义联姻，相反，现代科学的发展正在呼唤目的因的回归。在贝叶斯统计中，我们知道先验和后验，为了实现一个模型的参数推断，我们通常需要通过一些“随机过程”的算法来计算模型和数据的后验分布。这些随机过程看似随机，实则是为了探索整个模型的后验分布，达到某种后验概率的最大值。这就像一个军队为了寻找敌人，需要派遣所有的士兵根据敌人最有可能藏匿的地点去搜寻，但是这种搜寻最开始看似任意，但是最终却根据所搜集的线索慢慢收敛于某一个区域。同样，整个宇宙乃至物种的演化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宇宙的规律被精调到无与伦比的精度，比如宇宙学常数被精调到10的负120次方，才能够产生适合生命存在的宇宙。同样地球产生于银河系中年时期，处于银河系偏外围地带，并且在太阳系这样一个多个巨行星系统以及拥有70%的海洋都为生命的产生和繁衍预备了条件。然后，生命在地球诞生不久的几亿年时间里面就产生了，这个过程极其复杂，目前仍然无法在实验室里面实现。但是如果生命的产生和演化并非随机，而是像贝叶斯后验采样一样是统计性地为了达到最大后验或者达到某种目的，那么生命的产生就有足够大的概率，以至于可以在地球诞生之初就得以实现。同样，如果地球生命在过去50亿年的演化不是随机的，而是为了达到产生智能生命的目的，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原始物种改造地球大气，那么多的物种灭绝成为化石和石油，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龙灭绝，使得哺乳动物可以取代爬行动物成为地球新的霸主，并最终在某个环境中诞生了会说话和使用工具的物种——人类。

这种目的因的回归同样可见于量子物理。无论是在杨氏干涉实验所揭示的波粒二象性还是在贝尔实验中揭示的量子纠缠，都表明量子世界要么是内秉的不确定的，要么是存在某种超距关联，这些解释往往要牺牲因果律的局域性，或者光速不变等以及量子态的真实性等物理学基本假设。然而，最近一批科学家开始探讨通过将来影响过去的颠倒的因果律来拯救量子世界局域性和真实性的基本假设（https://theconversation.com/quantum-mechanics-how-the-future-might-influence-the-past-199426）。如果两个纠缠的粒子将来被测量的自旋态会影响到他们现在正在纠缠时的态，那么就可以顺利成章地解释为什么它们相隔很远仍然在统计上保持关联。当然，这个理论仍然需要进一步解释如何避免时间旅行所带来的因果律矛盾，比如一个外孙是否可以写信给外祖母使得她不与外公结婚，如果成功他自己也不能存在。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量子力学中不能同时精确测量两个共轭的量，比如动量和位置，那么我们这个例子中的外祖母很可能读不到外孙的信，因此可以避免矛盾。

所以，无论是从整个宇宙的宏观演化和生命的产生还是从微观量子世界出发，我们都能看到古典哲学中的目的因很可能是解决这些领域谜题的钥匙。虽然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不信人格化的上帝，但是他却坚信宇宙和人类的目的性，“The cosmos is within us. We are made of star-stuff. We are a way for the universe to know itself.”（宇宙在我们里面，我们由星尘所造，我们是宇宙认识它自己的一种方式。）这种看似泛神论的思想实质上是肯定了人类和宇宙存在的目的性。然而，哪怕这种经过科学包装后的人本主义也在这个时代失落了，我们已经无法感知这个宇宙的荣耀，美丽与目的。

如果这个宇宙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将人生的目的统一于宇宙性的目的。在萨根那里，人类被认为是宇宙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世界观显然把目的因的问题抛给了人类自己，也就是说宇宙是以人为目的，那么人以什么为目的呢？人如果是以自我实现为目的，那么要实现什么样的自我呢？是希特勒的那种自我实现还是孔子的那种自我实现？所有这些问题是人类自身无法回答的，人类只有在宇宙之外寻找意义，宇宙不能赋予宇宙自己意义。同样，人类也不能赋予自己意义。因此，造物主上帝必需要告诉我们宇宙和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像餐桌的制造者才能赋予餐桌被造的目的。上帝作为所有原因的原因，不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所以祂不是缝隙中的上帝。上帝是因果关系得以成立的原因，祂托住了因果链条，所以祂是纵向而非横向的原因，是超越因果链的原因。这就好像你写了一个程序实现了贝叶斯后验取样，但是你本人并没有成为某个随机行走的过程，也没有直接参与到后验取样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整个程序的原因，而非程序的一部分。同样，我们说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模型的拟合过程，人工智能的随机性仍然是程序员所赋予的“特定的”随机性，是有目的的随机性。从这些统计工具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上帝作为众因之因并非要取代这个宇宙本身的因果关系，而是要成全这个因果关系，并且达成祂赋予所有受造物的目的。

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前一刻的事件会影响下一刻的事件，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会认为下一刻的事件会影响前一刻的事件。我在前面一篇文章提到，按照现代物理理论这种时间的单向性或者因果律的单向性看起来似乎是涌现出来的一种非基本的现象。然而，时间的单向性和因果律的单向性是否是一致的呢？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义时间和因果关系。按照亚理斯多德的四因说，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四种原因导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或称为终极因）。我们可以认为前面三种原因是同时的或者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但是目的因不一定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人造的物品和事件，目的因看起来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因为人首先有了一个蓝图和计划，然后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去改造物体，实现这个目的。比如我们要造一个宇宙飞船，这个宇宙飞船的被建造过程就是实现工程师对这个飞船最初的设计的过程，所以应该是一种正向的因果关系。

然而，非人造的物体和事件的产生是否也是符合正向因果关系呢？我想表面看起来也是。一个种子长成大树，好像是为了长成将来的大树，它去吸收养分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但是这一切都已经在种子的DNA里面存储起来了，后天的过程只是一个对这个DNA信息的表达。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古典哲学系统里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因果律都是有正向的时间先后次序的。

在经典物理理论中，我们知道所有基本物理定律的时间都是可逆的，也就是说无所谓时间和因果律的先后。给定一个粒子的初始状态，我们既可以知道这个粒子过去的轨迹，也可以知道它以后的运动。你不能说是这个粒子前一刻的状态决定了它下一刻的状态，因为时间在这里并没有方向性。如果把宇宙视为一个四维物体， 那么“前一刻”的事件和“后一刻”的事件只是这个物体的不同切片而已。这是所谓的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但是量子物理让我们看到波函数坍塌的不可逆性，于是如我在上一篇博文中所提出的，时间有了方向性，于是因果律似乎也有了方向性。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通过“观察”宇宙的量子态使得潜在的宇宙态实现为现实宇宙，而祂所选择的宇宙量子态取决于祂对宇宙的设想，即宇宙的将来状态。这有点像量子物理的多重宇宙解释，多重宇宙解释认为量子波函数没有坍塌为一个量子态，而是实现在了不同的宇宙中，也就是说下图中所呈现的所有历史轨迹（包括黑色和红色的宇宙历史）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此多的宇宙态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还是传统的哥本哈根解释更为直观。但是传统的哥本哈根解释不能有效定义什么是“观测”，即是仪器，还是人，还是动物，还是环境促使了波函数的坍塌。通过托马斯-杨双缝干涉实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人类意识是波函数坍塌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正如我之前讨论过的，所有的观测者最终都是由别的观测者实现，也就必然有一个不被量子物理限制的观测者，即上帝。而上帝是根据祂的本性对整个宇宙的设想来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是这个设想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考虑到了人类意识的自由性和能动性。所以，祂是在人类意识所导致的所有可能的潜在宇宙历史中实现了一个宇宙历史。

从这种意义上讲，量子物理的不确定性完美地实现了人类自由意志和上帝主权预定。这也正是普兰丁格等基督徒哲学家所提出的所有可能宇宙的量子版本，他们为了调和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提出了上帝中性知识的理论。其实，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无疑知道所有的潜在宇宙历史，但是祂选择了最符合祂本性的宇宙历史。于是，上帝是根据哪一个宇宙历史的终极状态最能彰显祂自己的荣耀来选择显明一个宇宙历史。所以，上帝更多是从将来看过去，而我们是从过去看将来。

那么如果这个宇宙模型是正确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来明白圣经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应用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创世记。年轻地球论和年老地球论以及其他创造论都在试图调和这个宇宙的古老和进化以及创世记中创造的阶段性和短暂性。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亚当犯罪之前，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动物的死亡和自然的灾难。如果从颠倒的因果律我们就知道，亚当的犯罪不仅导致了人类自己的堕落，而且导致了整个宇宙也反映了这种堕落的状态，即在他堕落之前的宇宙也出现了死亡及弱肉强食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同年轻地球论者所提倡的人类的堕落不仅导致人类的死亡，也导致了在他之前的动物的死亡乃至自然界的“叹息”（罗马书8:22）。

这个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的自由意志。人通过自由意志的作用在不断地产生各种潜在的宇宙，但是哪一种宇宙是可以实现的，取决于上帝主权的选择。这样，上帝并没有决定人类的选择，而是选择了人类的所有可能选择。这样，不是上帝预定一个人犯罪，而是一个人在他的意念中产生了很多犯罪的可能，那么上帝选择实现了一种最能实现祂美善目的并彰显祂荣耀的罪行。同样，一个人按照其本性是不可能产生信心相信耶稣的拯救，那么上帝也选择实现了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祂主动地介入历史来赐给这些人圣灵，并且祂在这些得救的人因着顺从圣灵所产生的所有可能的美善行为中选择了一个行为实现。另外，如果一件事情已经发生，那么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他的祷告是否还有效呢？颠倒的因果律告诉我们，他的祷告是有效的，因为在上帝那里将来和过去一样真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量子物理理解这种潜在和显明宇宙的关系，以及因果律在人类和上帝眼中的相对性，并且帮助我们明白人类堕落带来的自然界的影响，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在上帝绝对主权中的位置。

在前面几篇博文中，我讨论了古典哲学和神学对基督教世界观重建的重要意义。既然哲学不像自然科学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理论构建体系，我们为什么要引入哲学呢？原因在于基础自然科学虽然可以构建足够精确的理论来解释足够精确的数据，但是自然科学只能回答有限的问题。所以，自然科学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并更新了我们对宇宙和人类自身的认知，但是这种科学所带来的认知常常契合了某些古典哲学思想。比如粒子物理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契合，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与亚理斯多德的形式质料说的契合，这些科学与哲学的契合在量子力学先驱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同时也是路德宗信徒）的哲学著作“Physics and Philosophy: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Science”中有详细的讨论。所以，我认为科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世界观的改变。物质主义，自然主义，唯名论，唯实论等哲学理论都可以与现代科学融洽，所以，科学尚且不具有区分或者验证哲学理论的能力。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亚理斯多德四种原因的学说对于重建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的重要意义。在现代哲学体系中，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关于对这个宇宙存在的意义的系统性的探索。亚理斯多德学说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物质世界和灵界之间构建了一个有效的桥梁，我觉得这个桥梁就是他的因果论。他认为物质世界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有质料因，有形式因，有动力因，有目的因。前面三种原因肯定了物质世界中自然规律的作用，但是目的因却将物质世界和赋予物质世界意义的灵性世界联系了起来。

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认为质料因就是物质的组成和结构，比如一架太空飞船是由不同的金属组装而成，但是这只能解释太空飞船的构成。为了充分解释太空飞船的架构，比如它的形状，它的结构，它的各个部分的关系等，这些太空飞船的结构特征就是它的形式因，这些结构使得它可以实现人类的太空旅行。然而，这些金属材料不能自己按照设计图纸组装成飞船，它需要由人类来组装，这就是动力因。最后，这个飞船的存在似乎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但是它之所以这样被设计， 被组装，被构成，乃是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在太空旅行。这就是目的因，所以目的因是所有其他三种原因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是原因背后的原因。

虽然四因说可以对人造的物品做很好的诠释，但是它是否对自然界的存在有很好的诠释呢？比如恒星和夸克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基本粒子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最基本的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本身是量子场的一种表现。那么它的质料因就是量子场，那么这个粒子有没有形式因呢？形式因就是它的本性，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形式因就是这个量子场所遵行的量子动力学规律。当这个粒子在外在环境比如电磁场或者引力场中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动力因就是它所处的外在环境，或者初始条件。于是，一个量子场的初始条件加上它所遵行的动力学规律就可以统计性地解释这个粒子的所有动力学特征。我说统计性解释是因为量子力学由于其内在的非决定性，并没有决定这个粒子的运动。那么这个粒子到底下一刻处在什么状态，运动到什么地方还需要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目的因。所以，在自然主义框架下，我们是无法完满地解释这个宇宙的，因为我们只考虑了前面三种原因。正如马尔可夫蒙特卡罗模拟通过任意行走来找到一个模型的最佳参数值，同样，这个物质宇宙看似任意的，偶然的运动是为了达成一个宇宙性的目的。

那么，这个粒子的目的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那么显然的，因为目的因常常是和个体的本性一起来讨论的。比如一个松鼠的本性就是喜欢翘着长长的尾巴蹦来蹦去，那么当一个松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实现了他的本性。同样当一个宇宙飞船能够平稳安全快速地在太空中航行时，它就完成了它被造的目的。所以目的因取决于物体的本性，而一个物体的本性是在它被造时或者开始存在时被赋予的。所以，一个原子或者恒星存在的目的是取决于它们的本性。而且这个粒子在所有被造物的海洋中只是一个很微小的存在，我们不能单从这个粒子本身的存在来决定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关系性的，需要从它所在的整体来实现它的目的。比如它可以存在于一个餐具里面，存在于一个飞机里，也可以存在于一个粒子加速器里面，那么这个粒子的目的是由一个更高更大的存在来限制的。而且正如人类可以赋予宇宙飞船目的，同样人类意识可以部分决定物质存在的目的，而人的意识本身又是由更高级的目的所概率性决定的。所以，一个存在的目的因常常是一个层级结构，从一个原子到人类，从一个星球到整个宇宙都有其目的，而且它们的目的都服从于造物主的终极目的。

基督徒相信这个造物主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既然，我们知道通过相信圣经这个特殊启示而相信上帝是造物主，是万有存在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借用亚理斯多德的哲学来构建基督教世界观呢？原因在于，圣经并没有对自然启示有明确的解读，圣经常常以自然启示为背景，但是自然启示本身需要我们通过正确的研究去正确解读。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万有存在的终结原因，但是如何将这个终极原因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所研究的，所看见的这些被造物，这些知识，这些学问联系起来呢？这种具体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信仰是需要我们具体地将两种启示一起结合来研究而获得的一种世界观。

既然所有受造物都有被造的目的，那么这些目的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存在的一个共同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也就是实现上帝的旨意。既然宇宙不能给它自己赋予目的，那么它的目的来自于它的创造主。上帝不是把它的目的强加于被造物，而是通过实现受造物的本性来达到祂的目的，所以荣耀上帝并爱上帝和一个被造物实现其本性是一致的。具体到人类，一个人去荣耀上帝爱上帝是祂被造的目的，所以是符合人的本性。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宗教，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想去敬拜造物主。基督教只是让人实现了人的这种宗教本性。

那么上帝在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让它完全或者完美了呢？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如今仍然看到行星和恒星在形成，作为天文学家，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一直演化直到如今，那么上帝创造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上帝创造只是开启了祂的受造物完成其受造使命的旅程，上帝的创造和护理在整个宇宙历史中展开。同样，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赋予他们自己的形象，这只是他们最终实现或者彰显上帝形象的一个开始。所以，上帝的创造和护理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祂的创造是祂护理的基础，祂的护理是祂创造的进一步实现。上帝创造的最终实现是在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所有被造物都会实现其被造的本来目的，并将永远继续实现。

我记得以前高中时期读过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推动丛书，特别喜欢这一套丛书中的《时间简史》，《皇帝新脑》，和《上帝与新物理学》，以及《原子中的幽灵》。但是我当时不知道那套丛书为什么要以第一推动为题，后来才知道第一推动是托马斯-阿奎那五种论证上帝存在中的一个论证。也许我们认为托马斯-阿奎那以及他所继承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过时，但是，当我重新阅读和思考他们所思考的哲学和神学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常常是最有洞见，也是最全面的。虽然，现代科学不可否认地帮助了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并且产生了惊人的技术，提升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准。但是，人们在这种细分的，解析的，精确的科学世界里面，迷失了对整体的感知，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重拾古典哲学和神学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当然，这种重拾并不是没有批判的，就像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哲学的发掘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圣经文本的分析方法。同样，回归古典哲学和神学的目的乃是帮助我们这些现代人建立整全的世界观，以至于不会迷失在精致的细节中。

当我们谈论哲学中的概念的时候，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理解古典哲学的概念。比如托马斯所说的“运动”绝不仅仅是物体在时空中的运动，他说的运动是“改变”。亚理斯多德认为任何一个物体都是由物质和形式所构成，两者不可分离，这就是亚理斯多德的“形式质料说”（Hylomorphism）。物质在这里不是现代科学所理解的物质，而是物体的潜质（potentiality），也就是说物质具有可塑性，它可以变成其他的物体，比如铜可以用于雕塑，也可以用于制作餐具。同样，小孩有潜质可以成为成人，种子有潜质可以成为大树。所以，潜质就是一个物体所拥有所有变成（actualization）其他形式的存在的潜在可能。

但是潜在的可能不能自己实现自己，潜质成为现实是需要外在的原因的，或者一种变化需要外在的因素来促成。那么这个外在因素或者叫实现者（actor）本身也在变化，也需要外在的实现者，那么为了避免无限类推，必定有一个不需要外因实现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存在没有潜在，只有实现，或者说，这种存在是第一推动者，上帝。上帝是永恒不变的，祂只促成其他存在的改变。所以，上帝的这种永恒实现的本性与祂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我是我所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帝就是祂自己，祂不会变老，变美，或者更有能力，或者更有智慧，或者更有慈爱，祂就是祂过去，现在，以后的自己。

然而，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个证明是基于亚理斯多德的哲学和物理学，缺乏对现代科学的把握。无论是潜在和实现这些哲学理念，还是运动，变化和因果关系，都是古典的。现代科学常常把一个物体的变化视为连续的，而非间断性地从一个物体变到另一个物体。比如热水和温水没有本质区别，而水和冰则似乎有本质区别，但又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同样，基本物理定律是时间可反演的，意味着没有时间先后，也就无所谓变化了。所以，第一推动所依靠的古典物理学是不可靠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个论证本身是失效的。

我觉得粒子物理中量子的内在不确定性正是这种潜在可能的现代物理诠释。如我在《显明世界，隐藏世界，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一文中所言，我们活在一个隐藏的或者潜在的世界当中。因为基本粒子的动力学及其产生和湮灭机制都是由量子物理来描述的，而量子态符合量子波函数的概率分布。然而，我们所观测到的却是量子波函数的一种实现，即所有量子态中的一个态。这和托马斯所说的潜在和实现何其的相似。那么这个波函数为什么会坍塌为一个本征态呢？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说法，据说有8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有一个隐变量决定了量子波函数坍塌为某个态，但是这种说法与由很多实验证实的贝尔不等定律和CHSH不等式矛盾。有些人认为，量子波函数是在测量的过程中与仪器这种非量子系统接触导致了坍塌。有些人认为是人类的意识导致了波函数的坍塌，有些人认为波函数没有坍塌，而是所有的态都实现在了不同的宇宙中，因为我们只在其中一个宇宙中，所以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态。所有这些解释都有问题，都有违常识。如果仪器或者人类意识导致了波函数坍塌，也就意味着人不能客观地去观测量子世界，进而不能得到量子世界真实的规律。而多重宇宙解释引入了接近无穷多个我们无法观测到的宇宙，令人匪夷所思。而我认为，量子物理的这种内在的非确定性印证了托马斯和亚理斯多德关于潜在和现实的本质区分。

如果我们把波函数视为物质的潜在可能，而将波函数所坍塌得到的量子态作为潜在可能的实现，那么任何波函数坍塌必然由一个外在的因素或者观测者使然，这个外在因素或者观测者可能是仪器，可能是人类意识，也可能是外星文明，但是所有这些系统本质上都是量子系统，其本身都会从波函数坍塌为本征态，也就是说，会从潜在可能实现为某一种现实。这样，所有物体的波函数坍塌都需要一个外在系统促发，而这个系统本质上也是量子的，那么其也需要另一个系统促使其坍缩，这样为了避免无限类推，必有一个非量子的存在，其不能用概率波来描述。由于量子物理是如今物理学最成功的理论，整个宇宙都可以由量子物理来描述，那么这个不受量子物理限制的观测者必然至少是超越这个宇宙的，按照托马斯的话说，祂就是第一推动者，没有被观测的观测者，没有被实现的实现者。

所以，我们发现当代量子物理恰恰契合了论证上帝存在的第一推动论证。当然，由于量子物理并不一定是描述物质世界的终极理论，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个论证是终极的。但是基于我们现在对物质世界的最好理解，我想这个改编的第一推动论证是强有力的。然而，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证明这个第一推动者是谁，它也许只是一个非意识的存在。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就顺理成章地知道这个存在不仅不受物理定律限制，而且是永不改变的永恒上帝。祂通过量子物理决定实现潜在宇宙的某一种态，进而引导这个宇宙的历史，并且通过微观和宏观物体的非决定性，允许人拥有有限的自由意志，为了达成荣耀祂自己的目的。所以，在基督教世界观中，这个宇宙的存在和历史进程是为了达成一个终极目的，而且量子物理的诡异性也得到了很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