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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经常谈论的是技术革命，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视野。这种所谓的创新精神也深入到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比如新的统计方法，新的计算机技术，新的实验技术常常引领新的科学潮流。然而，圣经说，日光底下无新事。耶稣进一步说，人本质的问题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灵性的问题。如今的技术狂热和科学潮流是人类创造力的非凡体现，然而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灵性麻痹的一面。虽然科技的创新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但是如今的信息革命显然并没有使得人们更加有满足感。显而易见的是，科技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地铁，高铁并没有使得人们有更多的个人时间，反而使得人们的旅行时间更长，比如我所在的伦敦周边就有很多人需要每天3个小时花在交通上面。信息革命并没有缩短人们心灵之间的距离，反而让人与人之间缺少了面对面的交流，而多了肤浅的，表面的交往。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科技所带来的，而是人所带来的。科技只是让人的异化加速，积重难返。我觉得科技使得个体的创造力有了极大的拓展，然而这种个人空间的拓展加剧了个人主义的极端化，这也是为什么科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也是自闭症最多的国家。也就是说，科技使得人们不再彼此依赖，而是依赖科技所构建的虚拟社会，于是人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构建自己的帝国。这就是异化，是科技所带来的异化。

然而，科技作为人的创造，本身是对上帝创造性的一种模拟。所以，科技本身是人类拥有上帝形象的一种反映。科技的发展也在上帝的护理之中，为了达成祂终极的目的。比如在宗教改革时期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圣经以及宗教改革思想的传播，而其后的航海技术以及航海发现极大地促进了福音在地域上的传播，乃至给清教徒在美国寻找信仰自由，传播基督教理念提供了技术支持。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而且由于其发展了交通技术以及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人口更加密集，促成了福音觉醒运动和福音的全球化。乔治-怀特菲尔德，约翰-卫斯理等布道家以及后来第二次觉醒运动的布道家必须借助便捷的交通在全球对相对集中的群体进行布道。

如今，信息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福音信息化的进程。如今，基督徒和非信徒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聆听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布道家布道，观看顶级无神论和有神论学者的辩论，对比各个神学流派的理论。这些信息无疑对那些真心想明白圣经，了解神学的信徒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然而，互联网也成为异端和无神论以及物质主义的温床。不过我在这篇博文要强调的不是科技的实用性一面，而是科技的神学性特点。或者说，科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神学，这种神学体现了人类对上帝形象的反映，所以是对上帝本性的一种反映。

比如信息革命让我们广泛使用电脑，而人与电脑的关系就是对上帝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模拟。在之前的博文当中，我已经提到计算机模拟对上帝创造的类比，上帝的话语和程序的类比，上帝护理的信息本质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虚拟现实的类比。而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生物革命，我们开始明白生命的信息学基础，我们开始明白生命起源与信息的强烈关联，我们进一步借着量子信息洞见整个宇宙的信息本质，于是生物革命和量子革命从其本质上证实了创世记第一章上帝用话语创造世界的启示。而如今我们正在步入新的科技时代，人类将有可能在这个一百年实现火星殖民，在这个一千年实现星际殖民，而这些其实是人类在被动地履行上帝所赋予给人类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使命。

为了避免泛泛而谈，我想重点讨论物联网的神学意蕴。物联网是对互联网的延伸，物联网实现的是将现实世界通过网络联结起来，而互联网实现的是将信息通过网络联结起来，一个是实体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后者是容易的，而前者是艰难的。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则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它要求我们周围的事物都具有足够的智能，以致于可以和人类进行互动，以致于人可以通过意识直接控制物质。所以物联网其实是将人的身体和感官延伸到物质世界。我觉得最近所发展的人可以通过大脑或者手势直接控制电脑或者其他计算机终端如无人机等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比如人可以通过手势或者大脑产生的神经脉冲控制无人机，使得无人机组成不同的图案，形成不同的运动模式，执行不同的任务。人不仅可以控制无人机，而且无人机可以反馈信息给使用者。这样，无人机可以成为人的另一种器官。比如，无人机可以通过摄像头将远程图像传输给用户，而用户则通过3D眼镜等虚拟现实技术接受视频信号，这样用户则可以以飞行员的视角来操控无人机实现远程控制。更进一步，如果无人机有各种传感器可以像人的五官一样在远程接收各种信息，并且将信号直接传递给大脑，那么人就可以直接远距离临在于一个地方。

 

而如果把无人机换成机器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灵魂似乎“附着”在了那个机器人的身上以致于那个机器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真实的人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仅如此，如果这个人的大脑可以同时处理从多个机器人而来的信号，这就像并行计算一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可以同时临在于不同的地点，也就是说灵魂具有非局域性特点。这有点像电影《源代码》里面的场景，那个男主角在一场战争中战死，只剩下大脑可以正常运作，而他的大脑则被植入虚拟世界之中去发现一个现实世界中恐怖事件的凶手。基于上述分析，物联网或者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向我们揭示灵魂的本质，并且让我们窥见上帝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属性在人类创造力中的体现。基于这种关于人工智能的合理想象，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可以控制这个宇宙。正如人的灵魂可以控制人体，上帝也可以通过它的意志控制宇宙。而人类正在通过人工智能延伸着自己的身体，以致于人类可以在不远的将来通过物联网来控制物质，这让我们更加晓得上帝护理的手段。与人工智能不一样的是，人工智能是将物质改造成智能化的存在，而在上帝那里，物质本身似乎是有智能的，也就是说上帝可以和物质对话，而物质可以服从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对风和海说话来平息风浪。这种物质的智能性体现在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宏观世界的混沌效应之中。因为这些物理理论让我们知道物质世界的非决定性，所以反映了物质世界的可塑性或者可反馈性。就像机器人可以执行用户的指令，物质世界也可以执行上帝的指令。就像人类可以通过机器临在于不同的地方，同样上帝也可以临在于宇宙每个角落。

 

从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例子我们似乎看到了那隐藏在人类历史和科技进程中的上帝的手。虽然人类正在通过科技革命被动地反映上帝形象中创造力的一面，但是人类却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失去了上帝形象中圣洁的一面。不过，一个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在每个时代在每个领域在每个角落都会看到上帝的荣耀。而基督徒有使命去揭示上帝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引导，并去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开发新的技术，更是去诠释科技，去引导人们正确地使用科技，让科技拥有救赎性的特征而非毁灭性的特征。

 

最近听William Lane Craig讲系统神学发现他是阿明念（Arminian）莫连那（Molinism）主义者。这样一个称呼看起来并不正统，但是Molinism确实是早已出现在基督教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议题。Molinism得名于16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士Luis de Molina。他强调上帝并没有直接预定整个人类历史，而是预见整个人类历史。上帝实现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而上帝预先知道某人在某环境中会作出什么抉择。虽然某人选择了犯罪，但是上帝并没有预定他犯罪，或者说上帝并不是导致他犯罪的原因。而某人仍然是自由地决定他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上帝拥有中性知识（middle knowledge）或者虚拟知识（counterfactual knowledge），他知道某人在某环境会作出何种抉择，但是他没有干预此人作此决定。Molinism之所以重新出现在哲学和神学界的讨论中是因为基督教哲学家试图解决上帝的全能和罪恶的存在以及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这样一种哲学思潮进一步蔓延到神学领域，进而成为加尔文主义和阿明念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William Lane Craig认为Molinism可以调和加尔文主义和阿明念主义或者说调和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表面矛盾。虽然Molinism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这种自由意志是在上帝主权的护理之下，而且上帝是预知人的自由选择的。但是开放神论认为上帝甚至不知道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Molianism的这种调和是否成功呢？首先，上帝的这种中性知识不具有真理价值。也就是说，上帝预先知道某人在某环境中会作出某决定，哪怕此人还没有出生，甚至宇宙还没有存在。但是上帝拥有的这个中性知识是以某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这种知识不具有真理价值，因为此人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而在此人存在之前，该知识没有价值。另外，如果上帝知道某人在某环境必然会作出何种决定，那么人的决定还是自由的吗？如果是，那么我们得搞清楚什么是自由。

传统改革宗认为上帝的预知和预定是同一回事，上帝预定才能预知，上帝预知表明了祂的预定(参以弗所书第一章)。而在圣经中，我们处处看到了对上帝预定和预知的启示。但是改革宗认为上帝预定一个人得救但是却没有预定一个人灭亡，而是容许一个人灭亡。或者说，上帝在人灭亡的事情上时消极的，而在人得救的事情上是积极的。但是上帝既然是全能的，那么祂消极或者积极的作为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呢？这进一步牵涉到上帝与恶的问题，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祂为什么不能拯救所有人呢？祂为什么允许罪恶的存在呢？Alvin Plantinga指出上帝也许不能创造一个让所有人得救的宇宙，因为这样的宇宙可能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参”The Nature of Necessity”）。也就是说上帝也许愿意所有人得救，但是在允许人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不可能所有人都自由地选择接受上帝的恩典。在这一点上，Plantinga并不算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人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意志。

那么到底上面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呢？或者所有观点都只是抓住了真理的一部分呢？圣经科学也许可以给这个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从我个人的信仰历程来看，我比较赞同改革宗的看法，就是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没有能力主动地自由地接受福音，除非圣灵首先重生这个人。虽然圣经中处处强调我们要有信心，但是圣经也处处强调这信心是出于神。所以，至少在人得救的事情上，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所以，我否定开放神论并怀疑Molinism。不过，圣经中确实启示人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意志，而这种意志，在改革宗看来，只有堕落性的自由没有救赎性的自由。而上帝又不是决定人犯罪的原因，那么所有这些到底如何统一于上帝的护理呢？

首先，如我在之前博文中所说，量子物理的诡异性可能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我在这里进一步说明这个模型。人的灵魂和肉体处于一种纠缠状态，人的大脑产生一个个随机点，如同一个个小山坡，而人的灵魂可以选择神经态处于哪一个态（山坡的某一边）。这种决定过程可以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来模拟，也就是人的灵魂可以决定神经网络所提供的随机序列，进而形成意志，决定神经脉冲，产生行动。但是由于人类的神经形成了一个网络，所以这些树形结构应该是彼此联通的，也就是说，灵魂对一个神经态的选择往往同时影响了对其他神经树形结构的选择。不仅如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物理的诡异性可以体现在神经网络层面，那么人类灵魂对神经态的选择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有一个概率分布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堕落，人类已经丧失了选择正确回应上帝启示的那个神经态，于是人只能自由地选择违背上帝的神经态。这种能力的丧失不应该是生理层面的，而应该是灵魂层面的，因为耶稣的身体和我们一样，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因为他的灵魂没有堕落。

如此看来， 我们的灵魂或者意识会产生一系列的选择犯罪的可能，上帝可以介入在人类灵魂所产生的这些罪恶态进而引导人类的历史进程。正如约瑟的弟兄把约瑟卖到埃及是出于他们自己产生的神经态，但是上帝选择了某些特殊的态产生了某些特殊的行动进而引导了约瑟被卖的过程，并且主动地介入到约瑟的人生抉择过程之中让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进而拯救了雅各的家族，让以色列人迁徙到埃及。在整个过程中，人又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上帝却施行祂拯救的大能。这就好比很多人扔了一大堆垃圾，而有一个人选择了一些垃圾并进而将其改造组装成了一架飞机。上帝就像这样一个人，祂虽然可以主动地决定性地改变人的决策，但是大多数时候祂似乎是在隐秘地借着人的自由意志来达成祂自己的目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借助另外一个概念来理解上帝的引导，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棋局理论。上帝如同一个下棋的人在历史这个棋局中按照一定的规则行走并达成祂的目的。或者上帝的护理如同一个随机过程，在人类随机决定中引导人类的历史进程。如果把人的决定比喻为一个似然函数的概率分布的话，那么上帝的意图有点像先验概率，虽然人可以决定似然函数，但是最终人的选择却是由先验概率限制的。上帝并没有决定一个罪人会选择哪种恶，而是让人的选择过程随从某种后验概率的分布，而这个后验概率是和该决定与上帝应许的远近成正比的。正如在Markov Chain Morte Carlo过程中，一个随机点可以随机地选择下一步，但是该步骤是否可取是由下一步的后验概率统计性地决定的。同样，人的灵魂在上帝所塑造的环境中做相对自由的选择，这些选择却趋向于上帝应许的实现。上帝当然可以运用一些神迹奇事来达成祂的应许，但是上帝通常的手段是借助人的自由选择来达成祂的目的。也许Molinism也有某些可取的地方，因为上帝知道人的被造，所以祂当然知道人在某环境中很可能会作出何种选择，所以祂并不是预定了法老的悖逆，而是知道法老会悖逆。

我把以上的这两个模型称为量子模型和随机模型，这两个模型可以同时使用来解释上帝的护理过程。这些模型并没有否定上帝的主权，但是同时又给人的自由意志很大的空间。现在我要把这两者应用到上帝的限定性救赎当中。一个人得救与否取决于他／她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重生，他／她则没有回应的能力。所以，上帝拣选了某个人，并且让此人听到了福音（塑造了救赎的环境或者所谓外在呼召），但是此人神经所产生的态有救赎性的态，但是人堕落的灵魂给人的抉择一个很强的先验概率，让灵魂选择救赎态的可能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圣灵则介入到了人类灵魂的抉择当中，让人的灵魂选择了那些救赎态。这被称为内在的呼召，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上帝也要求人要悔改相信，原因是人的神经需要产生某些救赎性的态。而大脑神经是否产生救赎态是由上帝是否拣选了这个人后验性（a posteriori）地决定的。这样看来，上帝拣选了一个人，此人必然得救，但是此人有责任以信心来回应外在呼召，此回应之所以是后验性的而非决定性的是因为在随机模型中，上帝以随机过程来达成祂的目的，而这种随机过程在上帝的设计下必定达到祂的目的。这种随机性也可以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看出来，“ 你 想 ， 我 不 能 求 我 父 现 在 为 我 差 遣 十 二 营 多 天 使 来 么？若 是 这 样 ， 经 上 所 说 ， 事 情 必 须 如 此 的 话 怎 麽 应 验 呢 ？”（马 太 福 音 26:53-55）也就是说，耶稣承认上帝的应许是有可能不应验的，但是这种可能只有在圣子那里才不为零，在罪人那里则为零，因为上帝的手始终隐藏在人的自由选择之后，所以罪人一直在不情愿地成就上帝的旨意。

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被上帝拣选，上帝也要求这个罪人悔改，因为这是上帝对所有人的一般呼召。而且此罪人的身体可以产生某些救赎态，所以这种一般性呼召依然是真诚的。而上帝在圣经中也启示祂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祂不喜悦恶人灭亡。这种意愿很可能是一般性的意愿，就像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如果这些经文确实对应于上帝永恒的意愿，那么祂很可能不能实现一个人人得救的世界，如同Plantinga所言。也就是说，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祂大概不可能创造一个人人得救的世界而同时让人有自由意志。在随机模型的框架中，上帝可能找不到一条逻辑允许的随机过程来达到人人得救的结局。简言之，在量子模型的框架中，在环境A中，甲可以产生救赎态而乙则不能，在环境B中，甲不能而乙能。如果没有一个环境C可以导致甲乙都产生救赎态，那么两者不能同时得救。当然，上帝可能根本没有愿意所有人得救，而是如改革宗所言，限定性地救赎一些人。总之，结合量子模型，随机模型以及Plantinga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容易明白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

而另外一个解释方式是从逻辑本身的永恒性着手。我们认为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基于我们对逻辑和理性的绝对信心。但是正如三位一体本身是对逻辑的超越，同样，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些看似与逻辑违背的启示。如果逻辑不是永存的，矛盾律不是必然的，那么，我们以逻辑来理解圣经必然会产生看似矛盾的教义，但是，这恰恰是圣经超验启示的最好证据。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是完美的，而信心是上帝所要求的一种美德，这表明以理性彻底地分析上帝的启示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以简单的信心回应上帝的启示则是每个人的责任。

有一个英国科学家写了一本护教学的书叫《谁创造了上帝》，书里面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新颖。他把自然定律比喻为国际象棋的规则。规则虽然是恒定的，但是却没有决定下棋者下一步该如何走。是的，自然界就像一个棋局，而上帝就像一个下棋的人，他总可以通过一定的步骤，达到祂的目的。或者，自然定律就像一个软件，虽然软件本身是不变的，但是上帝却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实现祂所要实现的功能。自然定律不是主宰，而是仆人，正如圣经所言，神“以 风 为 使 者 ， 以 火 焰 为 仆 役” （诗篇104章第4节或诗104:4）。 更进一步，人的自由意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帝自由意志的类比，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做出对未来的选择，这一切乃在于自然定律的开放性。而上帝和人为什么可以自由地利用自然定律并支配自然呢，原因在于上帝将自然定律造成了非决定性的，这种非决定性表现在量子力学里的不确定性和混沌理论里的非线性效应。

我最近在写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软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自由输入不同的参数进而得到不同的结果。虽然软件本身是固定不变的（在没有被更新的情况下），但是用户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参数来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上帝是这样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话，那么微观世界的量子态就像不同的参数，而自然界的非线性特征则像软件一样宏观地实现这些量子态进而产生一定的自然现象。量子的不连续性或者离散性保证了上帝可以输入数码信息或者不同参数，而自然界的高度非线性保证了这些微观信息可以有效地放大为宏观现象。这就好像一个球在一个山坡的顶端，该球是向左还是向右滑下完全是随机的，而上帝在该点选择向左还是向右完全不违背任何物理定律，也就是说，上帝在遵行着自然规则下棋。又比如，水的沸腾和结冰都是一种相变，而相变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乃是对称性的破缺。在水结冰以前，任何一点水分子的分布都是各向同性的，而在结冰之后，水分子则是各向异性分布。而相变之所以得以发生乃在于其中一小撮分子产生了一种有序结构，这种有序结构进而扩大其范围，使得整个结晶过程得以实现。而行星形成也是如此，最开始有一小撮尘埃形成了团块，团块不断吸附尘埃进而形成原始行星。这些过程都让我们看到自然现象的非决定性，并且看到微观物态如何通过相变这种非线性效应放大为宏观现象。正如我在之前的博文所言，上帝很可能使用了自然定律这种特征来达到祂的目的。

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为了“空隙中的上帝”辩护，我的论证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我首先相信了上帝的存在及其创造和护理，然后思考上帝如何创造和护理。这种思考方式正是贝叶斯统计的精髓所在。贝叶斯统计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任何判断之前都有自己的前设和模型，而数据是在某个前设下来检验一个模型的解释力是否优于其他模型。我相信以上帝作为前设来建立科学模型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力远高于自然主义前设下的模型。而大多数人反对将上帝引入到科学建模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神学本身的非科学特质。神学没有一个精确地关于上帝作为的描述。如果把上帝比喻为一个艺术家或音乐家，那么神学很可能只是在研究上帝浪漫主义的一面，而忽略了描述其古典主义的一面。也就是说，神学的语言不够精确，如今的神学就像欧陆哲学一样，有很多浪漫主义式的对圣经的解释，但是缺少古典主义式的对教义的呈现。圣经中的上帝既是浪漫主义式的，也是古典主义式的；这位上帝既是独行其事的神，也是有迹可循的神。耶稣将听道比喻为撒种，将信心比喻为芥菜种无疑是让我们看到灵性世界里面也有灵性定律。言归正传，上帝的护理到底有怎样的轨迹呢？

我上面的论述谈到了上帝可以利用自然定律达到祂的目的，但是上帝达到祂的目的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上帝是棋手，祂是如何下棋进而屡屡得胜的呢？我在这里要引入所谓的随机过程来解释上帝护理的轨迹。在圣经当中，我们屡屡看到，上帝是在与人下历史这盘棋。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本意不是为了让他们犯罪承受地狱的咒诅，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是犯罪了。上帝虽然预知他们犯罪，但是上帝却没有决定他们的犯罪的行为。同样，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屡屡试探上帝，本来只有几个月的行程走了整整40年。也就是说，上帝虽然知道人下一步会怎么走，但是祂可以不干涉人的选择。这样，由于人的选择的随机性，上帝的护理也看起来具有随机性，但是这种随机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上帝引导之下。

换言之，上帝的目的，比如耶稣的降生，就像贝叶斯统计里面的最高后验概率（即对数据的最佳模型拟合），而整个历史就是一个随机过程，这个随机过程的每一步怎么走是由一定的概率决定的。比如历史的时间点处在约瑟被卖个埃及人的时候，那么约瑟被卖之后的下一个历史事件是什么呢？是约瑟做了埃及财政大臣的仆人，然后由于被陷害下在监狱里，这样的历史事件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得着迦南地似乎没有任何联系，而进一步，我们虽然看到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二把手，而且和雅各相认，而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但是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与得胜迦南这样的辉煌历史事件相去甚远，哪怕是以色列人被带出了埃及，他们仍然是乌合之众，根本无法与迦南各族抗衡。但是，我们看到历史的轨迹一步步在逼近那个应许的中心，这个随机过程从下图可以看出。

而随机过程的步长以及下一步的方向及其概率都是由下一步和此步与应许的远近决定的，而这种过程由于人的参与而变成了一种随机过程，但是总的方向是朝向应许的实现。但是，有时候上帝需要施行神迹来改变人的意图，比如法老阻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意图，进而实现祂的旨意。因为人的意图常常与上帝的意图相反，所以，这种随机过程若非上帝的引导，绝对不可能到达上帝应许的中心点。如此看来，神迹的施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类的悖逆程度，比如耶稣施行如此多的神迹的可能原因在于当时的人对弥赛亚有太多的误解和抵挡，人们的灵性如此悖逆，以至于耶稣要用如此多的神迹来证明祂就是弥赛亚。但是在上帝和人类的互动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允许人类犯错，然而这些错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数学模型的目的是让我们对上帝的作为的认识更加精确，并且用于辨识神迹的历史背景和上帝作为的规律性。而进一步量化这种神导历史的随机过程，比如步长（或者每一步的时间间隔），则会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护理的性情。

从前读过“科学的灵魂”这本书，但是我却没有发现类似叫做“数学的灵魂”的书。数学的本质一直以来是一个哲学问题，有的人认为数学中的集合，数字乃至几何都是形上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这是典型的柏拉图式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数学并不对应于真实的实体，而是一种描述物质世界的语言，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存在是抽象的，那么它到底如何存在？是关系性的吗还是实体性的？如果数学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如何能够有那么多的数学发现正如自然科学的发现一样呢？如果数学中的概念不存在，我们就应该摒弃数学，乃至摒弃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由数学来描述的。而数学如果以抽象的形式存在，那么它到底如何存在呢？如果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那么物质就不是唯一的存在形式。问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对唯物主义有一种基本的免疫力和批判精神。

同样我们要问的是我们人类所感受到的爱，怜悯，信心，公义等等美德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如果它们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进化而来的人类所拥有的幻觉，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为之生为之死，为什么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这些美德都是值得追求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相比于物质财富，我们更看重这些普世道德，这和进化论所倡导的优胜劣汰的原则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共产主义所提倡的那些普世美德和它所依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自洽的。道德存在的问题和数学存在的问题一样让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终极现实。

正如我在上面一篇博文所提到的，这两个问题也许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果道德是比数学更高的现实，那么我们如今所学习的数学很可能不是必然的存在。也就是说，1+1=2不一定是普适的真理。在物理科学当中的量子纠缠已经让我们发现了经典逻辑的一些缺陷，比如纠缠粒子可以在无限远保持关联，比如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在两个态。特别是量子纠缠让一些人提出了所谓的holism（整合主义），也就是说两个纠缠粒子所遵行的概率并不能由两个经典粒子的概率来描述，或者说两个纠缠粒子是不能在空间上分开的。这些哲学映射来自于一些基本的物理定律，比如所谓的Bell 和CHSH不等式等。这种纠缠特性如今更是被用来构建新的时空理论和黑洞理论。而这些新的物理暗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数学的数学，而这种数学是否是必然的呢？这种数学是否与道德实体有关呢？

在基督教世界观里面，道德律和自然律具有至少同等地位，而道德更是被视为上帝自己的属性。上帝本身就是道德性的存在，而三位一体本身就是对数学的超越。而圣经中丝毫没有提及数学具有永恒特质，而是将数学视为一种描述自然世界的工具。如果数学和上帝一样具有永恒的本质，那么圣经中忽视对数字的启示就很难理解。虽然圣经中偶尔说到7是完全数，但是类似的启示毕竟非常稀少。而且如果数字具有与神同等的永恒性，那么对数字的崇拜看起来就没那么迷信了。总而言之，圣经，上帝的特殊启示，对数学的沉默似乎表明数学的非永恒特质。而圣经对道德和信仰的强调表明这些存在比数学和物质世界更重要，而且具有永恒的特质。

正如我在上面一篇博文中提到的， 也许我们需要灵性数学和灵性科学来超越物质数学和物质科学。我们存在于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之间，我们的感官用于感应物质世界，而我们的意识用于感知灵性世界。但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对于灵性世界的知觉是麻木的，我们灵性的眼睛是瞎的，腿是瘸的。而唯有圣灵的重生让我们对于灵性世界有真实的知觉或感受。如此看来，我们需要具有真正的信仰来研究灵性科学。虽然神学本身就是一门灵性科学，但是它显然忽视了灵性世界本身的规律性，因为它限于特殊启示。既然启示圣经和创造宇宙的是同一位上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祂创造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的原则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像研究物质世界一样来研究灵性世界，虽然灵性世界的实体是道德性的，是灵性的，是意识的。这并非表明灵性世界是单调的，枯燥的，乏味的，因为我们已经从人类历史中看到了人类意识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任何自然规律的复杂度。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科学家可以发现很多自然定律，但他很可能难以理解他妻子的内心世界。灵性科学并非心理学，灵性科学将人类意识或者灵魂视为一种高于自然世界的独立存在，而心理学常常以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灵魂，这本身是不科学的。这就好比电脑科学不是研究电脑的制造和运行过程，而是那些电脑所能实现的程序和功能。

所以，人类意识本身很可能是与物质世界并驾齐驱的一种实体，我们需要灵性数学和科学来研究灵性世界。而只有耶稣基督透过祂的圣灵医治我们对灵性世界的麻木，进而促进我们对终极现实的认识，并进入这终极现实，就是天堂。

 

最近看到一些科学家开始探讨灵魂和量子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量子力学的诡异性使得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终极的现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吗？如果是，有没有比这个物质世界更高的现实呢？这样的问题不再只是哲学的问题，我们对量子物理的阐释已经上升的哲学层面。我们询问宇宙的开端已经是在追问终极的现实。如果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终极真理，那么科学必定应该去探讨哲学问题和灵性问题。如果这个物质世界不是终极的现实，那么自然主义必然阻挡科学发展的进程，以致于在各个领域形成一团团的乌云如同上个世纪初漂浮在物理学家之上两朵乌云，光速不变和紫外灾难。如今，我们已然看到这些乌云，比如暗能量和暗物质，量子纠缠，生命起源和宇宙起源等问题。

如今， 我们已然透过量子物理的诡异性看到了人的意识不可思议的现实性。虽然有很多种对量子概率波的解释，但是每种解释或多或少都牵扯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世界。比如多重宇宙的解释，就是我们所观测到的只是概率波的一个态，而其他态存在在其他的宇宙中。我们每次的观测都导致了多重宇宙的形成。而且无论哪种解释，我们都难以避免人的意识（或者灵魂）的关键作用。所以，量子物理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了高于物质世界的现实。而圣经早已告诉我们，终极的现实不是物质的，而是灵性的。在物质世界之上有一个灵性世界，而圣经已经描述了这个灵性世界的基本图景。这种双重世界的看法不仅仅是基督教所独创，而是存在于人类历史中不同的文化之中。比如埃及人通过木乃伊表达对身体复活的盼望，中国人祭拜祖先的传统等等。也就是说，物质主义或者唯物主义主要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产物，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品。自然科学认为自然主义正是祛除愚昧和迷信的最好工具，而自然科学的成功近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自然主义的崇拜。但是，这其实是对人性的扭曲，因为人从本性上就盼望认识灵性世界，因为人本身具有灵魂。

所以，作为人，我们活在灵肉纠缠的身体中，我们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既然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永存的，或者不是终极的现实，那么我们去认识灵性世界就是我们认识终极现实的必经之路，正是科学当仁不让的终极使命。虽然，我们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但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的灵魂对于灵性世界是死的。不仅如此，我们对灵性世界是瞎眼的，而且就算有些人睁开了眼睛，如同佛陀或穆罕默德一样，灵性世界也是黑暗的，他们找不到通往永生的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正是针对人类的灵性的黑暗状态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觉得耶稣所说的话很难懂，是因为耶稣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肉体说话，而是对我们的灵魂说话，要唤醒我们的灵魂，如同祂在坟墓外唤醒拉撒路的灵魂一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因为祂就像以色列人所吃的吗那，祂是我们灵魂的粮食，是灵性世界的面包。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要塑造犹太人的历史并且记载在旧约中，因为祂可能要藉着一个模版来演示一个灵性世界。出埃及不仅仅是肉身的出埃及，而是灵性脱离罪恶的权势。入迦南不仅仅是身体入迦南，而是灵魂进入灵界永远的安息。吗那，磐石出水，蛇，葡萄树，大卫，摩西，亚伯拉罕等等无不是对灵性世界之主的预表。要真正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对两个世界都有知觉，唯一的办法就是圣灵的重生，让我们死去的知觉复苏过来，开始看到灵性世界的景观，开始看到通往终极现实的道路，开始行走在这条路上。如此看来，弥尔顿的诗歌，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等等都不仅仅是一种寓言，而是反映了一种高于物质世界的灵性现实。

那么既然有灵性世界，这对当前的科学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对灵界的认识不能导致我们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更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理当质疑灵界是否存在。一个对终极现实有认识的人，必然对物质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物质世界乃是源于灵性世界。上帝是造天然后造地，是先有灵性世界，然后才有物质世界，正如我在前面一篇博文所言。言归正传，灵性世界是否像物质世界一样遵行某种规律呢？诚当如此。上帝是创造规律的上帝，祂不喜欢混沌和无序，祂喜欢秩序和规则。而且我们的古圣先贤早已看到在人的灵魂里有一种道德律，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良心。每当我们不遵行道德律，我们的良心就会谴责我们。哪怕我们的良心会沉睡，但是当他苏醒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感到不安。那么灵界到底有哪些规律呢？

圣经说，“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 也就是说爱是灵性世界最重要的一种存在，它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也可以存在于每个灵魂之中。然而，对于居于肉体的灵魂而言，爱不是自存的，而是来自于对基督的信心。圣经说， “惟 独 使 人 生 发 仁 爱 的 信 心 才 有 功 效” （加5:6）。 虽然我们在物质的身体中需要信心，但是当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就与基督面对面，不再需要信心。所以，信心从生发仁爱的功用来看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但是它存在的时间却是有限的，这种特点同样适用于盼望。而且，如果单有信心，没有爱，信心就没有任何价值。“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13:1）圣经近一步说，“ 不 但 如 此 ， 就 是 在 患 难 中 也 是 欢 欢 喜 喜 的 ； 因 为 知 道 患 难 生 忍 耐 ，忍 耐 生 老 练 ， 老 练 生 盼 望 ；盼 望 不 至 於 羞 耻 ， 因 为 所 赐 给 我 们 的 圣 灵 将 神 的 爱 浇 灌 在 我 们 心 里 。”（罗5:4）也就是说，患难中对基督的信心产生或者坚固了对永生的盼望。同样，罗马书告诉我们，“这 义 是 本 於 信 ， 以 致 於 信”。也就是说，信心所产生的仁爱和盼望会进一步增强信心。

如果我们用F来代表信心，用L代表爱，用H代表盼望，那么三者的动态关系就是： F(t0)->L(t0)->F(t1)->L(t1)->F(t2)->…->L(t=死亡时间)->F=0; F(t0)->H(t0)->F(t1)->H(t1)->F(t2)…->H(t=死亡时间)->F=0. 在死亡之后，盼望和信心都为0，但是爱却将继续存在，并且因着与基督的面对面将持续增长，L＝at＋L(t=死亡时间)，a>0。我们姑且用线性关系来表示这种增长，但是也许是指数形式。以上只是一种动态关系，我们不一定要将其量化为方程。而在灵性世界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价值关系。爱具有最高的价值，而其他一切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价值。如果我们用V来表示价值量，那么V＝L（H+L＋…）。这里的省略号表示其他除了信，望，爱以外所有的美德。

但是，事实上，灵性的定律不一定能用我们现在的数学语言来描述。爱就超越了数学的公理，比如1+1=2就不成立。因为一个灵是没有爱的（没有爱的对象），两个以上的灵才产生了爱，所以，正确的关系是1=0，1+1>0。如果1代表爱的量，那么这种量必然与信心联系，而耶稣说，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可以移山，表明F=0和F＝无穷小之间不是连续的，进而表明L＝0和L＝无穷小之间不是连续的，所以灵界的实数并不是连续的。不仅如此，三位一体本身就超越了数学，三位一体的关系是1+1+1=1。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发现灵性世界的数学来描述灵性规律，而在物质世界中，我们认为永存的数学定律并不一定是必然存在的，它只是上帝赐给我们用于描述物质世界的规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个体，我们无从知道1意味着什么。而且物质世界没有同样的两个个体，所以1+1=2并没有真正的现实对应物。而量子物理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传统逻辑的缺陷。

上帝让人类拥有上帝的形象实在是给人类极大的恩典，人类具有比天使更加尊贵的身份。但是人的灵魂却对它本身的居所，灵性世界麻木无知，任凭他自己所拥有的宝贵灵魂以物质的暂存的世界为满足，而对灵性世界沉睡，死去。实在是没有比这种无知更愚昧的无知了。我们毕一生之心血经营我们的物质财富，而对另一个世界的财富一无所知，实在是极大的浪费和荒谬投资。而在自然科学中，我们满以为认识了宇宙的全部，但是这种高傲让我们嘲笑和否定灵性世界的存在，这实在是愚不可及。圣经说的没错，我们今天崇拜的著名大学所产生出来的学问只是世上的小学，那些有点滴基督信仰的下里巴人远比谈经论道的灵性沉睡的精英们更加智慧。耶稣对犹太人中的自以为是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 们 若 瞎 了 眼 ， 就 没 有 罪 了 ； 但 如 今 你 们 说 我 们 能 看 见 ， 所 以 你 们 的 罪 还 在 。”（约9:41）我们都是瞎眼的，唯有祂可以让我们睁开眼睛，看见那比这个宇宙最壮美的景观要美妙无数倍的另一个世界的景观。

在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话中，无神论者最常鼓吹的就是科学的成功和宗教的无能。科学的成功确实导致了原始宗教的衰落，但是同样，基督教的成功也导致了罗马偶像崇拜的衰落。科学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从而消除迷信和偶像崇拜。但是科学并不能真正捣毁人内心深处的偶像崇拜，比如拜金主义，对名誉或权利的崇拜。而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科学并没有丝毫减弱人们相信基督教的一些基本动机，比如人的负罪感和道德感，人们对于自然界背后某种神秘主宰的敬畏，以及人对于自由和爱的渴望。这些动机一直是促使人悔改归信的基本原因，而科学并没有削若，有时反而增强了这种动机。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的动机是非物质性的。原始宗教对被造物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狭缝中上帝的崇拜。而基督教在发展中也同样使用了某些证据来为狭缝中的上帝来辩护，比如罗马教廷对托勒密学说的盲目推崇就是由于对自然界的无知而采取哲学和神学来代替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而从某种意义上，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论战中，创造论者也常常论证狭缝中上帝来为信仰辩护，比如通过揭露进化论的缺陷来论证设计者的存在。总而言之，这种狭缝中上帝的论证方法不仅不能促进我们对于信仰和科学的理解，反而迫使我们要么委屈传统的圣经诠释来迁就当代科学发现，要么反其道而行之。这正是权威创造论和神导进化论这两个极端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那么如何避免为狭缝中的上帝辩护呢？而更进一步，如何让信仰和科学可以真正对话，如何建立圣经科学的理论框架呢？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用双方都能明白的语言对话。与其在自然科学中寻找漏洞，还不如另立门户，这正是很多有争议的科学理论的套路。比如生物灭绝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低外小行星或者彗星导致的，有的人认为是火山喷发引起的，而双方都会根据自己的论点来提出论据，并提出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地外成因说所预测的应该是同样质量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也应该出现大致同样规模的生物灭绝。而火山成因说所预测的大气成份的变化必须得到观测证据的支持。我认为圣经科学也需要同样具有预测性，这正是圣经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在圣经中随处可见先知的预言，无论是对国家兴衰的预言还是对弥赛亚的预言，都得到很好的应验。那么圣经科学也必须具备同样的特质，这正是避免为罅隙中上帝辩护的唯一方法。虽然Reasons to Believe 的创始人Hugh Ross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测这些缝隙随着科学的发展是在扩大还是在减少来判断上帝论据是否可靠，但是如何衡量缝隙的大小很难有个标准。所以，整合信仰与科学的关键在于让圣经具有科学预见性。虽然圣经由于其超验本质本身就具有预见性，但是这种预见性需要翻译成科学的语言而成为一种科学理论或者模型，进而产生圣经科学。比如上帝从无到有地创造世界预测了宇宙有个开始，但这本身并非科学理论。要让其成为科学理论，我们必需用科学的语言来翻译圣经这个预言。我们需要知道宇宙有个开端的物理意义，这意味着时间和空间有个起始，意味着宇宙随时间很可能是在变化的，意味着宇宙与自然定律在本质上并不是物质的，因为上帝是用话语创造了宇宙。如果我们可以用当今的科学理论来论证宇宙必需有个开端，那么这就是对圣经科学的一种莫大的贡献。然而，这类理论已经被勤劳的自然主义科学家提出，比如Borde Guth Vilenkin Theorem。

那么除了对宇宙开端有预言，圣经是否还对其他自然科学有话可说呢？这正是我这个博客已经并且将继续探讨的话题。在以前的博文中，我已经对圣经在天文，宇宙学，生物学，地球科学中的可能应用作了初步探讨。而圣经很可能对化学，地质学，心理学和脑科学乃至数学中有很多的暗示。这些暗示很可能存在在神迹当中。大多数人认为神迹是超自然的，是不能重复的，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可以重复实验或者观测的现象。按照基督教传统观点，神迹是上帝超自然地介入到自然界而产生的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但是这种解释似乎将上帝的护理和创造的手段人为地区分开来了。上帝是用话语创造，也是用话语护理，创造和护理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上帝不护理了，那么宇宙就不存在了。上帝只创造不护理，世界不能存在；上帝只护理不创造，世界也不能存在。上帝必需创造并且护理，世界才存在。而在上帝那里并没有时间，所以创造和护理对祂而言也许是一样的。这好比一个人拿一根木棍，在木棍一端拿着和在中间拿着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如果那人放手，木棍就会掉下去。我们可以论证宇宙有个开端，但我们同样应该论证宇宙当下应该有个支撑点，而我认为信息就是切入点。

言归正传，神迹如何具有科学预见性呢？我认为我们首先得换一种对神迹的认识，那就是神迹是对自然定律的操控，所以其并不违反自然定律。神迹看起来是反自然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找到真正开启自然的钥匙。这就好比我们欣赏科隆大教堂，我们看到它外表的巍峨壮观，但是如果我们不进去，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的神圣和庄严。同样，神迹就如同自然界内部的景观，我们不明白不认识它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去，我们没有找到打开自然界的钥匙。比如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除了其神学意义，它应该还具有某种科学预见性。耶稣通过一句话就将水变成了酒，这给我们的暗示是水和酒的本质不是化学的或者物质的。耶稣这一句话和我们在电脑里面输入一条命令是类似的。我们可以通过输入一条命令更换电脑桌面背景，同样耶稣也可以对自然界这个大程序输入信息而变水为酒。那么这对自然科学或者化学有什么预见性呢？这意味着自然界也许是一套程序，人的知觉也被编码在这套程序里面了。哪怕水并没有变成酒，但是上帝可以改变人的知觉，而让所有人认为这水就是酒的味道。如果自然界和人的意识是一种特别的程序，科学研究就应该去揭示这个程序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人的意识在这个程序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神迹就是自然界的内部，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神迹的宝贵科学价值。我们不认识不相信神迹，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界的无知，对上帝语言的无知，和对当今某些科学理论的盲目崇拜。而神迹的施行正是对自然界具有超验认识的表现。

根据以上这个观点，摩西的神迹，以利亚的神迹，耶稣基督的神迹就是建立圣经科学的宝贵资源。为什么风可以将红海分开呢，风和水在地球科学中的角色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耶稣让风浪平静，风浪就平静了呢？为什么约书亚叫日头停住日头就停住了呢？这对天文学特别是对太阳系的研究有什么特别意义呢？为什么死人可以复活，驴子可以说话呢？这和生物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寡妇的油没有减少，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呢？这和能量守恒有什么联系呢？物质和能量可以凭空产生吗？所有这些都是圣经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圣经科学预见性的重要课题。

如果我们透过圣经科学得以揭示自然界的内部，那么如何拥有打开自然界大门的钥匙乃是下一个议题。而这个钥匙很可能在于人的意识里，因为自然界如果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要改变这个系统的唯一通道也应该是信息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钥匙就是信心，耶稣具体地说，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可以移山，而信心的这种神秘能量来自于圣灵。

 

 

我知道有很多科学工作者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数基督徒科学工作者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联络，比如美国的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基督徒群体。但是，我却很少听到有见证说，他是在从事了科研工作之后（至少是博士水平）才信主的。我更多时候听到的是基督徒在学术研究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同行对基督教信仰的嘲笑和冷淡。那么，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如今对基督教信仰却有如此敌意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可能主要出现在被理性主义或者实证主义控制的学术圈子。但是，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在美国哲学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的身影。在我看来，哲学这个自古以来被无神论者统治的学科正在再次经受福音的洗礼。在我看来，这是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福音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功。那么这种改革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呢？从历史中来看，每一种灵性觉醒运动的到来，都伴随着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改变。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改变在自然科学中体现得往往是最弱的。而且在基督徒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人是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的，至少从中国和美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大多数基督徒学校可以培养出出色的文科基督徒，却很少能够有效地激发起基督徒对理科的兴趣。这一切表明在基督徒的世界观中，自然科学或者说自然启示是缺失的一环。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但是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讲都只是门外观火。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冲突不只是字意解经和寓意解经的冲突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两种世界观的冲突。而要解决这种冲突，教内首先得搞清楚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动态的关系，不仅从神学角度，更要从科学角度加以澄清。这种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也不仅仅是在主流自然科学研究之外另立门户，比如进行智慧设计研究，所能根本解决的。事实上，智慧设计研究也从来没有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更加明显。我要说的是，这两种世界观，实证主义和超自然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反而是互有补充的。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并没有否认实证方法，而实证主义也并没有否认信仰的先导性功用，因为实证主义本身就有自己的信仰————一切理论基于实证。但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往往采取简化的实证主义方法，那就是摒弃科学家自己的前设，而直接进行理论构建和模型检验。也就是说，科学家没有把他们的所有前设写在他们的研究论文之中。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科学是客观的，纯粹的，高深的，如同数学一样，不带任何情感和个人偏好的。但是，这恰恰是科学精神所否定的，真正的科学精神敢于挑战一切前设，而所有的革命性科学思想无不是对某些前设的挑战。而如果学者不再明确自己的前设，或者人们对一些科学前设采取某种膜拜的态度，那么科学研究显然会止步不前。既然如此，科学研究就应该挑战它自己的前设，那就是自然主义的假设。自然主义前设认为，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避免个人情感和世界观的影响而去中性地研究那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进而发现客观真理。但是，无论是量子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都对这些乌托邦式的假设提出挑战。量子理论让我们看到人无法有效的分离主观和客观，意识和物质，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概率波是在什么地方坦缩为一个特定的值的。范式理论让我们知道科学的前进需要范式，而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推翻现有范式。

要改变现在的科学界的反信仰状态，我们需要回到科学诞生的时代，回到那个把“科学”叫做“自然哲学”的牛顿时代，那是一个不避讳在学术当中谈论信仰的时代。我们也可以仿效中国文革期间的那种做法（我并非认同共产主义），那就是将一切知识统一到信仰体系中来。当然不是仿效那种八股式的共产主义式的“前言”，而是将所有知识的脉络统一到一种信仰中来。这是与那种解析式的还原式的现代科学分支截然相反的一种对待科学的方法，就是整合法。而现在的复杂性理论正在试图走这条非主流路线，而基督教科学，在我看来，也应该沿着这条路线去走。当我们把这种七零八落的科学分支整合到基督教信仰中时，我们就会对各门学科有前瞻性的认识，这正是其他诸如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无法做到的，因为自然主义必然产生还原主义，导致科学的分们别类。但是，正如基督所言，“不与我相和的，就是离散的”，只有基督教信仰可以将所有知识门类统一起来并加以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适合普罗大众的科学世界观。而科学的下一次革命，比如量子计算，生命起源和宇宙起源，很有可能就得益于某种整合性的科学理论的构想。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避讳在论文中谈及个人世界观和信仰的时候，科学研究才不再是挑战而是推进基督徒信心的成长。

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是自然主义式的，但是我们内心所向往的世界却是超自然主义的。自然主义告诉我们这些超自然主义式的信念都是不真实的，是一种心理的投射。但是自然主义在抽取了这些超自然主义的投射之后却并没有满足人内心对超自然的需要。换句话说，自然主义本质上不可能满足人对超自然的需要，因为自然主义永远只能回答有限的问题，永远只能基于所看见所听见的东西来产生信念。自然主义事实上也从来不是一个自洽的世界观，因为它是有限的，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性，灌输给我们机械式的思维方式，它让我们有一种机械式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自然主义的流行正在彻底地扭曲人的灵魂，因为在自然主义的世界里，人的灵魂，意义和道德都是没有终极价值的，这一切都是人的心理投射和自适应选择，使得一切超自然的信仰变成一种幻象。事实上，自然主义只是助长了个人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让人的道德和价值取向走向多元，也走向迷失。自然主义常常与物质主义结盟，于是心理学只是一种现象科学，不具有根本性的科学价值。正是因为自然主义没有办法回答人所问的最重要的那些问题，比如我应该如何选择配偶，如何经营家庭，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如何面对生死和道德选择，所以自然主义事实上不可能自洽地运用于一个人身上。也许一个人在思考技术问题的时候是自然主义式的，但是在面对亲人离异的时候是超自然主义式的。所以，现代人其实活在一种不自洽的世界观当中，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罪恶的世代。这里的罪恶并不代表那种杀人放火式的罪恶，而是指人活在一种不正常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中。这种不自洽同样体现在自然科学当中。

自然科学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数学是科学的语言，然而数学本身就是超自然的。而且一个能够领悟并掌握抽象数学的人的理性本身也就具有超自然的特质。那么无神论借用自然科学背后的自然主义来论证其无神的论点本身就是不自洽的，因为自然科学从来没有真正自洽地以自然主义为其前设。所以如果自然科学要真正自洽地以自然主义为其前设，那么它必须放弃对数学和逻辑的依赖，因为它本身就否认了超自然或者任何抽象事物具有本体性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自然主义放宽泛一点，也就是说，自然主义认为除了数学和逻辑之外，宇宙里的时空和物质就是一切现实，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实在，没有任何非物质，非数学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持有这种宽泛的自然主义式的假设，那么他必然碰到一个反论，也就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律。我们永远不能发现一个万能的公理系统能够证明一切数学真理，而不能证明任何谬误。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如果以数学公理为其理论前提，必然导致其本身的不完备性，以至于我们也不能说自然科学能够证实或者证伪一切科学理论。这起码限制了科学主义的狂妄，也就是试图用数学，实验和观测来解释一切的狂妄。而另一个反论来自当代的宗教哲学家Alvin Plantinga，他认为一个人不能合理地同时接受自然主义和进化论。进化论一般认为是自然主义威力的最高体现，因为它解释了人的起源，而达尔文之后的人类行为科学都是以进化论为其前提。但是Plantinga认为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生物的信念和行为就是一种神经系统所涌现出来的现象。既然自然选择只会促使人的行为作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的反应，那么自然选择就无法保证生物产生的信念也是正确的。从而人也不能够拥有可靠的产生信念的功能，所以一个人不能够对自然主义有足够的信念。因为我们可以产生很多与自然主义平行的理念，所以，自然主义为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举得一个例子是青蛙的比喻，当青蛙看到一只蚊子飞过的时候，它就立即弹跳起来，伸出舌头去捕捉蚊子，这种行为是符合适者生存的法则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青蛙对蚊子所产生的信念也是正确的。因为即使有这种信念，这种信念的正确性并不影响它的行为。所以，自然选择对信念正确与否并不产生效力。这就像很多原始部落的人对自然有错误的信念，但他们仍然对他们的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从数学公理的不完备性和Plantinga的反论，我们至少可以对自然主义或者在其隐蔽之下的科学主义少一点膜拜。

那么如果自然主义不可能真正自洽地成为自然科学的前设，那么超自然主义或者进一步地说，基督教这种形式的超自然主义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前提呢？在我看来，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自然科学的目的诚然是为了解释这个宇宙各种现象背后的规律，前提是这个宇宙本身是规律的，是可以用逻辑和数学去研究的。在圣经开头，我们早已看到上帝用祂超越的智慧创造宇宙，而且圣经屡次说祂用权能的命令托住这个宇宙。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稳定的，是有智慧可寻的。所以，基督教的思想提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宇宙的本体论。然后，人们必须对自然有一种客观的认识，而非膜拜自然，就像原始宗教一样或者像中国的道家一样。道家的特点在于将自己主观的认识投射到自然当中，所以对于自然没有一种客观性的认识。这种客观的认识也早在圣经中体现出来。比如十诫中第一条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条诫命对当时的人是一种革命性的世界观冲击，因为所有的民族都认为应该拜各种神灵，这种神灵体系现在还存在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中。那么，十诫就严格地区分了上帝，自然和人，于是让人对自然有一种客观性的认识。最后，圣经的世界观给自然科学提供了方法论，即逻辑和数学。圣经开头就说，人是上帝所造，具有上帝的形象，与其他受造之物有本质的区别，是受造物之冠。而且圣经中对上帝造物，以及上帝的律法有惊人的细致的描述，圣经经常把上帝比喻成做工的人和农夫或者牧人。这些都让人对上帝，对人自己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上帝用智慧创造了世界和人，而人拥有上帝的形象，而且上帝赋予人去管理治理这个世界的使命，所以，人就知道自己与其他受造物的不同，人具有理性，应该运用理性去认识管理其他受造物。而且，人不再认为手工劳动是可耻的，而是认为所有的劳动都是在履行上帝的使命。这些观念在古代社会确实是革命性的。比如希腊社会和古代中国社会就对手工劳动有一种轻视，哪怕是在20世纪初，中国精英们还仍然认为科学技术只是奇技淫巧，这也是李-约瑟这位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开山鼻祖所认为的。这样，基督教的思想让西方社会意识到人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并管理这个世界。这样，西方自然孕育了现代科学，并逐渐将实验与观测作为印证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而整个科学大厦也建立在逻辑和数学的基础之上。这些观点虽然早已是科学史学家的共识，但是现代知识分子似乎仍然对宗教与科学的历史性关系有极大的误解。

虽然自然科学在基督教思想的孕育下得以发芽结果，但是为什么当代科学却逐渐走向自然主义呢？一个著名的解释就是，上帝存在与不存在并不重要，因为在自然主义的前提下，我们已经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展示出理性的力量。但事实上，这个社会不仅存在理性主义，而更泛滥的是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解构主义。也就是说，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而开始逐渐去思考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体验。而且，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科学也不能真正自洽地以自然主义为前提。那么是什么让自然科学仍然与自然主义联姻呢？我觉得，这不是科学发展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所导致的。虽然，在18世纪仍然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科学家，但是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宗教排除出自然科学领域，因为宗教并未在科学的方法论的发展当中体现出积极的作用。这似乎也很正常，因为圣经本身就是一本关于救赎的书，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对自然的描述。于是，宗教慢慢谈出自然科学领域，进而谈出公共领域，在后现代的影响下成为一个私人话题。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孩子出生之后，就慢慢脱离父母，认为父母不能再给他们什么了，以后就慢慢独立了。但是，科学本身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常常受各种思想的影响，比如炼金术对牛顿的影响，上帝护理对开谱勒的影响，哲学家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以及东方思想对玻尔的影响等。那么为什么很多科学家却没有从圣经中得到足够的灵感呢？既然圣经影响了很多哲学和神学的发展，为什么不能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呢？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对科学和神学的定义出现了问题。我们认为科学是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神学是回答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于是这两者当然就没有了交集，以至于渐行渐远。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本来就体现了神学和科学的本质区别。但是如果这两者不能够自洽的结合起来，必然导致非此即彼的世界观选择，也使得人们不再拥有一种正确的整全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比如你是一个佛教徒，我可能只是有事的时候去拜拜佛，烧烧香，而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或者物质主义者。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危机就是圣经所说的，人故意压制真理所导致的各种罪恶和危机。罪恶不一定是道德性的，因为道德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所以罪恶也存在在世界观当中。罪恶的本意是射箭射不中靶心，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次序来思考来生活。

那么，如何让科学和信仰真正地联姻呢？虽然，当下有很多神学家或者哲学家认为科学和信仰本身并没有矛盾，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解决不同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往往有所交叉。比如自然科学发展出了进化论，自然就有一套对人的认识，就形成一套人对自己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自然就试图去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同样，圣经不只是在教导神学性的主题，圣经也同时教导我们怎么看待自然，怎么看待自己，甚至启示一些自然运作的方式。这样，圣经虽然没有直接教导科学，但是信奉圣经的人对自然会产生一种衍生出来的思维模式。比如，圣经启示以色列人什么食物是不洁净，什么日子是节期，祂是如何用祂的命令创造出万有等等。这些思想必然对以色列人乃至今天的基督徒产生影响。比如基督徒会反对同性恋，认为这是道德性的罪，但是非信徒认为这只是生理现象，不应该视为禁忌。而且古代天主教利用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中世纪科学达千年之久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样看来，科学和信仰必然是有很多交集的，如何从信仰的元素中发展出对科学研究的洞见，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我觉得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如果基督教思想要影响科学的发展，我们就应该有一套不一样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想。正如我在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如果上帝是这个宇宙的造物主，那么现在自然科学只注重研究事物的相互作用和运行方式，却从来不考虑造物主的作用是不科学的。这正如我们去研究J.S. Bach的康塔塔却不考虑他的路德宗背景一样是不能完备地解释他音乐中所有元素的。那么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该如何考虑信仰的元素呢？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问为什么的问题，问价值性的问题。科学家认为问太阳为什么发光是很愚蠢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藉着太阳让我们区分明暗，制定历法，就知道太阳是有价值的。这种思想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我认为，是革命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首先去思考的是我所研究的对像在上帝创造中的位置是什么。一个例子就是地外行星的研究。圣经告诉我们很有可能这个地球是唯一一个可居住而且有人居住的星球，那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太阳系是这样的，各种行星的轨道和质量是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地球可居性的条件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去寻找其他的行星，看到底是哪些因素让地球成为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的。这当然不会让一个科学家忽略去寻找证据支持他的结论，这也不会出现伪科学，因为一切都是用数据说话，不同的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不一样，这样产生出来的科学成果也是不一样的。其次，我觉得我们应该问怎么办的问题。如果说前面问为什么的问题是为了影响出发点，那么现在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应该就是影响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正如我在前面博客文章所言，圣经所展示的是一个关于救恩的历史，而且创世纪中上帝也是将创造视为一个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自然的历史。现在的科学研究虽然注重宇宙的演化，却忽略了对于一个个体的历史性研究。比如我们发现了很多星团，我们去研究他们的统计效果，我们知道那些是年老的，那些是球状星团，那些是高金属丰度的。但是很少有人去整全地研究一个星团是如何与它的环境互动，它会经历什么样的阶段，是如何产生的。虽然各个阶段在文献中会出现零散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系统性的去研究一个星团的整体演化。同样，现在我们对太阳系有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很少从出生到成长到现在，对太阳系有一个系统的历史性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都是分立的，比如有的人研究太阳系早期如何在星团中形成，有的人模拟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运动和遭受的扰动，有的人去研究太阳系内部行星的运动等。但是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人去综合性地研究太阳系，也就是把太阳系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这种思想叫做系统性思维。而更少的是一些能够对太阳系做历史性研究的文献。

最后，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对科学的可能影响是信息论。当前，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信息论是研究人类信息社会特有的工具，虽然在生物信息中也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总体而言，很多人仍然不够重视信息论在物理科学中的应用，原因是物理学家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物理世界中是不存在像人类信息那样的信息的，但是热力学熵是可以存在的，而这两者似乎可以等价。但我在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熵，而是上帝有可能在量子系统中输入了一部份信息，这种信息是非热力学的，所以这种信息是在统计分析中无法发现的。这种信息经过各种非线性效应放大，以至于产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现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现象似乎是可以用物理定律说明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有任何考虑超自然的必要。但是，这种方法论不可能解决起源问题，因为起源问题都是单一的，是无法重复的。也许科学家最终想出了一套理论正如进化论一样可以解释生命的起源，但这并不是可证实的，因为生命的起源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只能说我们找到了一个自然主义的诠释，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就要问这个机制本身的充足性，正如我们问进化论的充足性一样。研究这种充足性，我觉得就是从信息论入手。一个小孩子的言语不足以产生一个复杂的讲话，我们就不应该认为小孩子可以讲出马丁-路德-金那样的演讲。所以，生命起源必然与使用信息论对生命做历史性陈述有关。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很有可能是首先有了一个单细胞或者RNA分子的存在，然后，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就演化出各种生物物种。那么对于生命起源的研究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是研究哪一个时刻，哪一个分子在哪一个环境中的出现。事实上，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数据去探索那一个分子的真正历史，但是，我们却可以追溯到那一个分子所产生的必要信息。就像宇宙学，我们了解到CMB 是如何产生的，进而知道标准宇宙模型中的参数是精细调节的，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参数能否由更简单的定律和参数得到，但我们起码知道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飞跃。同样，对于一个生物分子产生的条件和环境的研究，最终是为了揭示生物信息的起源。既然是信息，必然与生命诞生之前的信息产生某种联系。所以，我们也当同样研究在当时的地球乃至彗星环境中，非生物的信息是怎样的，在非生物的信息和生物的信息之间产生了怎样的跃变。

我要说，以上这些想法并不是伪科学，伪科学是不能够用数据说明的。以上这些想法只是为了探索怎样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内去发展出一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元素，并进而影响当代科学的进程。愿那天上的国度降到地上，愿地上的国度体现属天的主权，愿两个世界成为一个世界，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