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神学研究的借鉴性

我们一般认为神学和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但是它们却是研究同一个作者上帝的两本书,自然和圣经。这也是这个博客名字的由来。众所周知,如果我们研究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我们往往会比较它们的异同,并把该作者的作品作整体性的研究。不仅如此,研究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的方法也是相似的,因为这些作品有很多共同的特质,反映了同一个作者的思想和风格。同样,既然神学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上帝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独立地来研究这两本书。然而,不幸的是,这正是当代神学和科学之方法论的走向。

诚然,由于自然和圣经确实有着很不一样的特质,神学和科学的方法论理应有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应该是本质性的,因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本质上都是启示,是对上帝荣耀本性的揭示,所以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上帝。然而,神学和科学的方法论却有天壤之别。由于我在之前的博文已经提及自然科学的很多缺陷,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神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缺陷。

神学趋向于添砖加瓦,而自然科学趋向于推陈出新。因为神学研究一般而言是在传统教义框架内进行,所以其研究特点一般是丰富我们对这些教义的理解和认识,而不在于提出新的教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是不变的,所以那些重要教义也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对这些教义的认识不能够深入,不能够展开。这一点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体现的相当明显。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感受到引力的存在,但是古希腊哲学将这种力归因于物体的本性。物体会自然地落到地面,是因为它的本性。然而,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认为引力不是物体的本性,而是一种外在于物体的力。虽然,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对其他物体具有引力作用,但这并不是该物体的本质特点。直到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我们才明白引力可能不是一种力,而是对应于时空的弯曲。

然而,神学对于那些古老教义的理解很多时候却是止步不前。比如三位一体和耶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早在一千多年前已成定论,但是无论是尼西亚信经还是迦克墩信经都只对这些教义作否定性描述。尼西亚信经本质是是为了否定独一位格论和多神论,而迦克墩信经乃是为了否定基督有两个位格或者基督只有一个本性的异端。但是这些教义并没有提出合理的模型来帮助我们理解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以及道成肉身。很多神学家认为我们只需要守护这些奥秘,没必要明白这些奥秘。若有人要研究这些教义,就会被认为是搞自由派或者至少是非常危险。诚然,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理性高于圣经权威,但我们应该尽力去用理性明白上帝的启示,这不仅会促进基督徒对上帝的深入认识,也有益于发展护教学来应对无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攻击。比如,对于道成肉身的理解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些新的发展。比如Kenosis神学认为三位一体第二位格放弃了部分神性使得自己可以和人性联合,或者William Lane Craig提出的神性以潜意识的形式与人性联合等学说。这些模型在信经里面都可以找到其合理性,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这些教义的认识。而且由于这些模型与我们对人类意识的理解紧密相关,所以和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有某些关联。比如Craig提出的潜意识说就是一例,而且这类模型常常假设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而灵魂是独立于身体的不同本体。但是,人类灵魂到底是先于身体被造还是从身体涌现出来的一种“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议题。所以,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这些古来教义和当今最前沿自然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神学应该效法自然科学的建模思想和创新精神。如果自然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好奇心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不断创新,那么如果作为热爱上帝的神学家岂不更应该深化更新对神的认识吗?如果牧师们整天宣讲的福音都是照本宣科,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教会。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规律和神性规律,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规律的理解却是不断深入的,基督徒们应该以自己对上帝的认识没有比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更加深入而感到羞愧。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不仅仅是去歌颂宗教改革的伟大,而更是去反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神学和神学实践。

牧师和神学家需要学习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来研究圣经。科学家如何研究自然科学呢?首先,他要忠实地收集数据,排除观测或者实验中的偏差或偏见。与此相似,神学家和牧师不仅需要明白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而且需要忠实地对经文在历史和语境中解读,尽量还原经文对当时读者或者听众的意义。在我看来,收集这些历史材料,语言材料,语境材料和作者材料就是神学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应该尽量避免受某些教义或者教派传统的影响。然后,一个自然科学家需要提出理论,建立模型来解释这些数据,当今的科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统计学对数据进一步处理来与理论比较,或者理论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来与数据进行比较。与此相似,神学研究需要提出不同的模型或者教义来解释圣经数据。然而,有些教义与该数据非常遥远,也许我们需要类似于建模,模拟和统计的方式来将不同的理论与圣经数据进行比较。比如圣经中“耶稣推迟再来”就是一个神学问题,神学家需要提出不同的神学模型来解释该问题,并对不同的模型的优劣进行比较。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模型的优劣往往是一个统计学问题,涉及到该模型对所有数据的整体解释力度是否占优。同样,在神学研究中,类似于贝叶斯统计的模型比较方法应该建立起来以比较不同的神学模型或者理论。最后,科学家有时对不同的领域进行交叉研究并追求绝对的单一的真理。交叉学科比如统计学方法运用于天文,理论物理运用于复杂性理论。同样神学研究应该提倡交叉研究,基督论和新约神学,历史神学和系统神学以及圣经神学的交叉,护教学和三位一体以及圣经神学的交叉。不仅如此,神学应该尽量追求完美和简单的神学理论如同自然科学对终极理论的追求一般。因为神是纯粹的灵,是简单的不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不断趋于简单和深入。如今我们看到不同的神学派别和思想,自立门户,缺乏交流,这往往是阻挠非信徒认识基督教的一个很大障碍。神既然是一位,各个教派就应该一起竭力追求真理,而不是固守自己的教义传统。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圣餐论,路德宗,长老会和浸信会各执一词,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固守传统,而对圣餐论和基督论没有什么新的神学建树。不仅如此,神学需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实践性。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转化为技术成果,所以,这个社会认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源动力。哪怕是天文学也具有实践性,比如现在大家探测地外行星的一个目的乃是为了知道有没有外星人,虽然这本身并不一定符合圣经。与自然科学类似,神学的目的是让人去认识神和荣耀神,而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所以,我们应该探讨新的基督论模型,新的圣经神学,苦难神学,历史神学有没有在教会的讲道中得到体现,有没有运用在对信徒的探访中,有没有实现在宣教事工乃至基督教学术当中。

如今的神学家和牧师虽然大多喜欢看书并对已有理论添砖加瓦,但我想相比于自然科学家那种精益求精,追问终极理论的进取精神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神学研究显然是止步不前,乃至积重难返。既然神学家越来越喜欢闭门造车,固步自封,那么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在启蒙运动以后无法在学术界立足了。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宗教改革的信徒,我仍然相信上帝会兴起这个时代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继续拓展祂的国度。

对科学的热诚

对于一个搞科研的人而言,最宝贵的是兴趣,否则你就没法心安理得地去搞科研了。而如果一个人始终保持对科研的热情实在是很难得,在我周围的这些博士、博后身上,我看到的是为生活奔忙的身影。科学被蒙上了厚重的阴影,因为科学家沦落到科研工作者的水准。

当我走在自己的回家的路上,我常常会感到有一种落差,那就是我以前的科学理想和现实中整天对着电脑编程的差距,而这种差距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学术还是其他行业,大家都是整个社会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于是才有人重新提倡自我和个性。不过这种自我和个性在这个时代来得太肤浅,早已被生活的重负击溃。问题是,在这种重压下,我们是否可以继续保持对科学的兴趣或者爱好或者某种理性主义式地,英雄主义式地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在我来海德堡的期间,只在某些科学狂人身上看到,他们为了学术不要孩子,不要妻子,但是蜕变成了学霸或者学究。但大多数人如我等草民,只能向士兵一样跟随将军的号令。特别当我想把科学放到崇高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科研好像有点冰冷,就像面对一具冰冷的尸体,让人厌烦。我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但我只想面对我的内心的真实。所以,我有另外一种热诚,就是努力地去整合自己的科学和信仰,来缓解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张力或者压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张力是不存在的,因为学术是荣誉的象征。这就好像金庸的武侠一样,那个门派牛掰,那个门派的弟子优秀,那个门派就是武林霸主。所以,我有时候会把一些学术会议看成是华山论剑,虽然大家各有所长,不过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身怀绝技。起码在自己的这门功夫上,可以独步江湖。那么学术或者剑法本身就只是一个工具,为了达到个人的霸主梦想。有的人是小李飞刀,一技定乾坤,有的人则有点像李小龙,啥招式都有,看来我比较想当李小龙。

那么有没有人爱自己的剑法呢,会不会有的人觉得剑法本身就是一种美,或者就是他信仰的体现呢。我想是有的,而且毕竟在金庸的武侠当中有像周伯通这样的把武术当玩意的人,这也是很多学者的心态,学术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有人和我论剑,然后不断地有人拜倒在我的剑下,引用我的文章。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人,把武术当作行侠仗义的工具的,就像水浒传里面的那些人。但如今在学术界,有如此胸怀的人实数少数,这些往往是那些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气节的如钱学森之类的角色。但回到我自己,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些人当中,我认为学术是追求真理的途径,而追求真理得去爱真理,这就是信仰。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可以去爱的真理,那么他把学术当做去追求真理的途径岂不是很可笑,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达到目的或者他觉得这个真理无关紧要,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于是大多数人就假装去追求真理,追求众因之因,众力之力,但其实只不过是为了其他目的,就像我以上说的那些剑客们和武侠们。

这就是如今学术界的悲哀,每个人都在利用学术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假装去追求真理,不过有一些人干脆就不假装了,直接就宣称是为了混口饭吃。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好学术了。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学术环境,而在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世界也并不是学术的乐土,因为在这里也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我想美国也好不了多少。不少的杂志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影响力如何,是否有人会引用文章,是否主流。那么,正如于歌在《现代化的本质》一书中所指出的一样,每个现代人都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成了一颗螺丝钉,而这现代化的发动机是由信仰启动的。科学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稍微关注一下wiki百科上的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之前的科学家就不难发现,在他们的生平介绍中大多有宗教信仰一栏,而且很多知名的科学家也在人文或者宗教领域有一定的贡献。这种人文关怀以及对真理价值的追求已经随着后现代的潮流流逝了。科学所崇尚的理性主义已经是名不副实了,因为我们的方法是理性主义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或者是非理性的。我们的头脑哦是理性主义的,但是我们的感情是非理性的。我们所貌似追求的和我们真正追求的并不一致,于是科学蒙上了阴影。科学精神正在慢慢解体,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科学的变异。在20世纪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狂风之后,21世纪的我们有着更多的虚无感和无力感。而科学正走向与世俗社会结盟的态势,这从NASA的gangnam style可见一斑。所以,科学精神的重启和学者的自我价值的重整是必须的,特别对于已经非常专业化并分工明确的科研实体来说。原因在于在那些一大堆作者列表的文章当中,你很难看到一个个个体,而这就是当代科学,是一群人为了一个idea服务。而这个idea往往是在标准模型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否则,那就是个异类,是一般的小组讨论所不齿的。这就是库恩所说的范式吧。

对于我来说,科研应该是信仰的体现。当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上帝为了人类而设计的,并且祂愿意让我们发现祂设计的蓝图,我心中满有发现的喜悦。而且,科研方法本身就是认识真理绝妙的手段,而这些正体现在人乃是具有上帝的形象的信仰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真理的手段和真理本身是一个整体,什么样的方法论和什么样的本体论是相关联的(用哲学的话来说)。正是这种一贯性和一致性使得我得以去继续发现,继续开会,编程,写论文,申请位置等。而且当今的宇宙学本身已经具有哲学乃至神学影射,如果一个宇宙学家去做宇宙学而没有一定得宗教思考,那么他不是真的想做宇宙学到底。连霍金这个无神论者,也不厌其烦地想证明上帝不存在,那么其他很多人至少可以站在无神论的立场来批判宗教,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喜的,起码有一些人觉得这是个问题,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筛子“理论。好吧,无论如何,总会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我愿意成为其中之一。我不仅把学术当成工作,我要把它当做一条追随真理的路,而且我知道这真理的主是爱我的,于是发现这真理和发现真理的主实在是一致的,而且是对上帝之爱的回应。正是这种世界观的一致性和完美让我有力量不断去重复和失败,但愿上帝挪去我和其他同行同样的把学术当做取利的工具的心态,让我可以像帕斯卡尔一样去热爱真理,并且热爱思想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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