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到John Piper（约翰-派博）关于预定论的讲课，对于加尔文主义和阿民念主义关于护教学的观念有些反思。John Piper认为阿民念主义者把上帝放在了理性的盒子里，因为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并行不悖。不过，有意思的是，如今很多搞基督教哲学和护教学的人都是阿民念主义者，比如Ravi Zacharias和William Lane Craig。虽然Alvin Plantinga是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关于预定论的理解似乎有点像开放神论。而一般而言，阿民念主义式的敬拜是比较人本的，注重敬拜者的感情投入。而加尔文主义者高举上帝的主权和荣耀，所以，敬拜仪式较为传统和严肃。我最近读到Nabeel Quresh的《寻求安拉，找到耶稣》（“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他在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发现他所去的教会敬拜非常不严肃，各种表演，乐器，流行音乐，似乎与敬拜一位自有永有的上帝完全不相称。在敬拜的仪式上，加尔文主义者与穆斯林更加相似。
考虑到基督教学术的复杂性（比如中性知识和莫里尼主义等），我想也许我们不能用传统的阿民念和加尔文主义来给基督徒学者们贴标签，也不能简单地将敬拜和神学正确性联系起来，毕竟诸如John Piper和Tim Keller这些新加尔文主义者所牧养的教会的敬拜都比较多元化和现代化。我想教会在敬拜上的多元化是人性复杂性的一种体现，虽然我个人认为传统的严肃的简单的敬拜更符合圣经，更符合限定性原则（即敬拜的元素只由圣经限定）。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证据派护教学和阿民念主义和多元化的敬拜是紧密联系的，而前设护教学和加尔文主义和传统敬拜似乎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不得不承认当代大多数活跃的护教学者都是倾向于阿民念主义的，比如Lee Strobel，Ravi Zacharias, William Lane Craig, 等等。这似乎与改革宗教会过于推崇范泰尔护教学有关，当然，改革宗里面也有不少支持证据派护教学的人士，比如R.C. Sproul。
如今，据我观察，保守改革宗越来越远离学术界，忽视乃至反对基督教学术或者文化使命。也许改革宗牧师更注重对真理的传讲，对信徒成圣的关注，但是这不能取代对传福音和普世宣教的专注，而后者常常有益于成圣和归正。在清教徒那个年代，改革宗的基督徒曾经通过他们的信仰实践影响了那个时代。如今，我们改革宗信徒能否为了上帝的荣耀去研究上帝的创造呢？我们能否在坚持圣经前设的同时，积极地通过寻找和发现证据的途径影响这个反基督教的文化并为福音的传播铺平道路呢？我们能否在坚持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多去寻求与其他教会在护教学和福音运动上的合一并为赢得福音未及之民贡献力量呢？盼望改革宗教会在护教学和福音事工上不再落后于其他教会，我想这也是主在启示录2章中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
两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