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方法论

我们一般认为神学和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但是它们却是研究同一个作者上帝的两本书，自然和圣经。这也是这个博客名字的由来。众所周知，如果我们研究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我们往往会比较它们的异同，并把该作者的作品作整体性的研究。不仅如此，研究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的方法也是相似的，因为这些作品有很多共同的特质，反映了同一个作者的思想和风格。同样，既然神学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上帝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独立地来研究这两本书。然而，不幸的是，这正是当代神学和科学之方法论的走向。

诚然，由于自然和圣经确实有着很不一样的特质，神学和科学的方法论理应有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应该是本质性的，因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本质上都是启示，是对上帝荣耀本性的揭示，所以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上帝。然而，神学和科学的方法论却有天壤之别。由于我在之前的博文已经提及自然科学的很多缺陷，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神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缺陷。

神学趋向于添砖加瓦，而自然科学趋向于推陈出新。因为神学研究一般而言是在传统教义框架内进行，所以其研究特点一般是丰富我们对这些教义的理解和认识，而不在于提出新的教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是不变的，所以那些重要教义也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对这些教义的认识不能够深入，不能够展开。这一点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体现的相当明显。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感受到引力的存在，但是古希腊哲学将这种力归因于物体的本性。物体会自然地落到地面，是因为它的本性。然而，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认为引力不是物体的本性，而是一种外在于物体的力。虽然，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对其他物体具有引力作用，但这并不是该物体的本质特点。直到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我们才明白引力可能不是一种力，而是对应于时空的弯曲。

然而，神学对于那些古老教义的理解很多时候却是止步不前。比如三位一体和耶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早在一千多年前已成定论，但是无论是尼西亚信经还是迦克墩信经都只对这些教义作否定性描述。尼西亚信经本质是是为了否定独一位格论和多神论，而迦克墩信经乃是为了否定基督有两个位格或者基督只有一个本性的异端。但是这些教义并没有提出合理的模型来帮助我们理解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以及道成肉身。很多神学家认为我们只需要守护这些奥秘，没必要明白这些奥秘。若有人要研究这些教义，就会被认为是搞自由派或者至少是非常危险。诚然，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理性高于圣经权威，但我们应该尽力去用理性明白上帝的启示，这不仅会促进基督徒对上帝的深入认识，也有益于发展护教学来应对无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攻击。比如，对于道成肉身的理解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些新的发展。比如Kenosis神学认为三位一体第二位格放弃了部分神性使得自己可以和人性联合，或者William Lane Craig提出的神性以潜意识的形式与人性联合等学说。这些模型在信经里面都可以找到其合理性，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这些教义的认识。而且由于这些模型与我们对人类意识的理解紧密相关，所以和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有某些关联。比如Craig提出的潜意识说就是一例，而且这类模型常常假设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而灵魂是独立于身体的不同本体。但是，人类灵魂到底是先于身体被造还是从身体涌现出来的一种“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议题。所以，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这些古来教义和当今最前沿自然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神学应该效法自然科学的建模思想和创新精神。如果自然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好奇心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不断创新，那么如果作为热爱上帝的神学家岂不更应该深化更新对神的认识吗？如果牧师们整天宣讲的福音都是照本宣科，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教会。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规律和神性规律，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规律的理解却是不断深入的，基督徒们应该以自己对上帝的认识没有比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更加深入而感到羞愧。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不仅仅是去歌颂宗教改革的伟大，而更是去反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神学和神学实践。

牧师和神学家需要学习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来研究圣经。科学家如何研究自然科学呢？首先，他要忠实地收集数据，排除观测或者实验中的偏差或偏见。与此相似，神学家和牧师不仅需要明白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而且需要忠实地对经文在历史和语境中解读，尽量还原经文对当时读者或者听众的意义。在我看来，收集这些历史材料，语言材料，语境材料和作者材料就是神学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应该尽量避免受某些教义或者教派传统的影响。然后，一个自然科学家需要提出理论，建立模型来解释这些数据，当今的科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统计学对数据进一步处理来与理论比较，或者理论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来与数据进行比较。与此相似，神学研究需要提出不同的模型或者教义来解释圣经数据。然而，有些教义与该数据非常遥远，也许我们需要类似于建模，模拟和统计的方式来将不同的理论与圣经数据进行比较。比如圣经中“耶稣推迟再来”就是一个神学问题，神学家需要提出不同的神学模型来解释该问题，并对不同的模型的优劣进行比较。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模型的优劣往往是一个统计学问题，涉及到该模型对所有数据的整体解释力度是否占优。同样，在神学研究中，类似于贝叶斯统计的模型比较方法应该建立起来以比较不同的神学模型或者理论。最后，科学家有时对不同的领域进行交叉研究并追求绝对的单一的真理。交叉学科比如统计学方法运用于天文，理论物理运用于复杂性理论。同样神学研究应该提倡交叉研究，基督论和新约神学，历史神学和系统神学以及圣经神学的交叉，护教学和三位一体以及圣经神学的交叉。不仅如此，神学应该尽量追求完美和简单的神学理论如同自然科学对终极理论的追求一般。因为神是纯粹的灵，是简单的不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不断趋于简单和深入。如今我们看到不同的神学派别和思想，自立门户，缺乏交流，这往往是阻挠非信徒认识基督教的一个很大障碍。神既然是一位，各个教派就应该一起竭力追求真理，而不是固守自己的教义传统。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圣餐论，路德宗，长老会和浸信会各执一词，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固守传统，而对圣餐论和基督论没有什么新的神学建树。不仅如此，神学需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实践性。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转化为技术成果，所以，这个社会认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源动力。哪怕是天文学也具有实践性，比如现在大家探测地外行星的一个目的乃是为了知道有没有外星人，虽然这本身并不一定符合圣经。与自然科学类似，神学的目的是让人去认识神和荣耀神，而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所以，我们应该探讨新的基督论模型，新的圣经神学，苦难神学，历史神学有没有在教会的讲道中得到体现，有没有运用在对信徒的探访中，有没有实现在宣教事工乃至基督教学术当中。

如今的神学家和牧师虽然大多喜欢看书并对已有理论添砖加瓦，但我想相比于自然科学家那种精益求精，追问终极理论的进取精神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神学研究显然是止步不前，乃至积重难返。既然神学家越来越喜欢闭门造车，固步自封，那么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在启蒙运动以后无法在学术界立足了。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宗教改革的信徒，我仍然相信上帝会兴起这个时代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继续拓展祂的国度。

上帝给我们启示了两本书，一本书是普遍启示或者叫自然界，一本书是特殊启示或者叫圣经。这两种启示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互动的。比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约翰借用希腊哲学中的“道”（罗格斯，Logos）来代表耶稣作为神话语的神性本质。这种和世俗文化的互动也表现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比如我们用“上帝”这个中文词汇来指称神。虽然圣经可以借用一些世俗文化的观念来表达圣经里面的观念，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自足的，圣经自己阐释自己。所以，这些所借用的词汇在圣经里面得到了新的圣经含义。同样，在世俗文化当中，圣经的观念也不断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比如人人平等和法制这些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观念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既然自然启示和普遍启示有这些互动，那么我们该如何恰当地解释圣经和自然来明白上帝的启示呢？

经典的释经学方法是以经解经，也就是说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圣经自己自成体系，正如自然界自身自成体系。这种方法论强调了圣经的自足性，而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假设也强调了自然界的自足性。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奥秘由自然界其他的现象来解释，人凭着自己的天然理性就可以发现规律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奥秘。这样看来，以经解经和自然主义似乎有某种相似性，前者强调圣经的自足，而后者强调自然的自足。而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观念可能阻碍了对两种启示的充分理解。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当然需要明白经文对当时的写作对象所表达的意思，然而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重构，我们需要借用一些历史学的发现来充分展现经文的原貌。就算我们对圣经所要传达给圣经时代的人的含义有充分的理解，也并不表明圣经的作者——上帝——不会传达更丰富更超越的含义。比如旧约先知经常不区分耶稣的拯救和审判而将两者一起传达给当时的读者，而这些旧约经文的含义到了新约时代才充分得以展现。当然，这并非表明圣经不是足够清晰的，圣经对于那些关键教义的启示一直是非常清晰的，这也是教会合一的关键。圣经中启示的渐进性和自然科学发展中我们对自然理解的渐进性是一致的，同样这种渐进性也体现在神学的发展中。自然科学对自然启示的不断揭示和神学对特殊启示的不断揭示是相似的。

那么既然这两本书都是一个作者启示的，它们其实可以视为一个统一的启示。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启示观，我们应该以二维启示来理解一维启示。传统的以经解经可以被称为一维释经系统，而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假设也是一维方法论。两者都在自己的启示维度来解释自己，但是二维的启示观在于以二维的视野来解释一维的现象。这并不表明一维的释经和一维的科学不重要，这些都很重要，因为二维启示观的出发点在于我们充分理解一维启示。为了充分说明这种二维启示模型，我将其以坐标显示展现在下图。

在这种二维启示观中，上帝原本的意思被投影到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这两个维度，而圣经科学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还原上帝启示的本来含义。比如圣经创世记当中对“日”的解释就是一例。无论是古代的教父还是进化论出现之前的改革宗神学家对此字眼的含义都有多重解释，而大多数神学家认为第一章的一“日”就是24小时。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概率分布来表示各种解释的可取度。而在天文学和地质学中，科学家普遍认为地球和宇宙的古老。那么如果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圣经中的日必然导致对日的非字面意思解释，比如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长度。那么既然科学和神学对圣经的启示给出了看似不同的答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表面矛盾呢？我们要避免用一维启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比如简单地将科学理论套用到圣经经文，或者完全忽视从普遍启示而来的证据。我们需要二维启示的眼光。我在之前的博文中已经给出了一种可能的二维启示的对“日”的解释，我将圣经中的日解释为灵界的时间，或者灵界的24小时，而圣经中创造的次序仍然保持原样。那么这样既没有迁就科学理论也没有忽视科学发现，而是让圣经经文的含义还原到它本来的世界观体系中。而且这种解释进一步对自然科学提出预见性的理论，这正是圣经科学所要达成的目标。

这种二维启示的释经理论让我们更有兴趣去研究那些圣经中看似与常识相违背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隐藏着超验的含义，这正是建立圣经科学的重要根基。而且二维启示理论所呈现的复杂度是一维启示科学和神学理论所无法企及的。二维启示的神学和科学视野是如此的广阔，以致于它需要发展自己的一套特殊的语言来将一维启示中的语言统合起来。这就像我们引入虚数的理念来丰富我们对数的理解。上帝的启示是丰富的，二维启示观正是我们洞悉这一丰富启示的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