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我们都知道在逻辑学里面有所谓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我们可以说数学往往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通过一些公理来推导出一大堆定理。我们也可以说物理学通常是建立在归纳逻辑的基础上,因为物理学的基础在于实验和观测,然后通过一定的样本统计归纳出规律,比如万有引力和电磁学的很多规律都被称为“定律”,因为这些定律不是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观察和实验确定的。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些归纳出来的定律往往符合演绎出来的定理。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斯定理,它是数学里面矢量场的普遍规律,然而电磁学中的静电场也符合所谓的高斯定律,即电通量只与它包含的电荷有关。你可以说高斯定律是高斯定理的一个特例,它告诉我们电荷是守恒的,电场是有源场。因此自上而下的演绎逻辑和自下而上的归纳逻辑最后却可以碰到一起。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义相对论的发现,爱因斯坦基于广义协变原理和等效原理推导出了广义相对论的公式,表明引力是时空弯曲所导致,并且将非惯性系和惯性系的物理规律、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牛顿引力和狭义相对论一并统一了。你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科学动机是为了解决这些理论疑难以及水星进动疑难的观测事实,但是他解决的方式却是演绎的,这样归纳和演绎并非决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另一个是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冲突。在当今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进化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科学叙事,也就是说,进化或者演化被认为是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基本原因和动力。而在自然主义方法论的假设下,这样一种进化过程被认为是无需上帝的参与,仅自然界本身就可以实现的。然而,这样一种进化的理论在现实中却碰到了诸多困难,比如如何解释生命的产生,如何解释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如何解释宇宙的精细调节,如何解释意识的产生等。因此,智慧设计论者认为,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构建中,如果不引入上帝的介入,是无法完满解释这个世界的。进化论者,或者扩大的进化论者——乐观的科学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中的这些问题恰恰是自然主义假设下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科学家应该欣赏不确定性,鼓励创新,继续在自然主义的假设下来解决问题,迎接挑战。智慧设计论者试图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设想上帝是如何介入这个自然界的,把上帝的作为假设为一种非自然的介入。乐观的科学主义者则在假设上完全排除了上帝介入的可能,认为自然界是自足的,无需设计者的设计和介入。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本身的问题。智慧设计论者的问题是容易导致狭缝中上帝的局面,就是上帝假设只是为了解释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一旦自然科学可以解释了,就不需要上帝的存在了,而且认为上帝是自上而下地介入到自然界的,其方式很可能是“不自然”的。进化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随机性和规律性来解释,无需设计,无需超自然的介入,所以从本质上无法解释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现象:生命起源、物种爆发、精细调节、意识起源。而且这些只是横向的科学问题,考虑到纵向,自然科学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量子场本身存在的原因,物理规律存在的原因以及自然现象符合自然规律并且自然规律可用数学描述的原因。而且,自然主义世界观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伦理道德的存在,意义的存在,价值的存在,目的的存在、自由的存在,所以,无法成为一个自洽的世界观体系。

因此,我认为智慧设计论者的问题总是强调自上而下,忽略了自下而上的设计机制的构建;乐观的科学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总是强调自然的自足性,总是尝试自下而上地解释宇宙现象,因此面临着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无法构成自洽的世界观。所以,我认为解决方案即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我们姑且称这种有神论科学为“有神目的动力学”,这与哲学家与理论生物学家Terrence Deacon提出的“目的动力学”同名,所以加上了有神二字。Deacon的目的动力学认为目的是复杂系统中涌现出来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因此试图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来解释生命起源、意识起源和社会问题。其实,这种目的是一种“伪目的”,因为这种目的不是外界加给系统的,而是系统自身产生的,因此不是传统亚理斯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虽然Deacon的目的论不是真正的目的论,但是他的方法值得“有神目的动力学”借鉴。

Terrence Deacon的著作

我觉得在有神目的动力学的框架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上帝如何借助自然规律达到祂的目的,自然规律在这里不是钟表嘀嗒一样的规律,而是像下棋的规则一样可以供设计者自由行走的规律。这种自然规律的开放性是建立在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和混沌理论的随机性之上。同样,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目的是否可以涌现出来,而涌现出来的目的是否仍然可以是自上而下的。这个我们仍然可以从统计学中的后验取样来理解,后验分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自上而下的目的因,而随机行走的采样,比如MCMC,则是自下而上地去趋向于这个目的,这个和亚理斯多德的目的因非常相似。同样,圣经说,万有都是本于祂,依靠祂,并归于祂(罗11:36)。也就是说,宇宙的演进其实是自下而上地在实现那个自上而下的目的。

为了建立“有神目的动力学”,我们需要首先建立的是一套基于圣经的目的因景观(landscape),所谓景观,就是一个庞大的目的体系,上帝对宇宙、非生物、生物、人类、社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简化为万物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但是万物如何荣耀上帝,这正是有神目的论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建立了目的因景观之后,我们需要建立目的因实现的机制。这个涉及到我们如何识别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社会学中的那些开放的规律体系,这些规律体系如何提供“下棋规则”,使得上帝的目的得以实现。最后,我们需要提供一套具有可能性的上帝下棋的路数,即机制,这些机制使得上帝可以自下而上地,像MCMC实现后验取样一样,实现祂设定的目的。

因此,这样一种有神目的动力学可以解释宇宙中的那些疑难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绝对不是引入狭缝中的上帝,而是引入一种有规律可循的目的因的实现机制,而这个目的因是基于我们对圣经中上帝的认识。因此,那些看起来像设计的现象确实是设计,只是这种设计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地强加给自然界,而是利用自然界自身的规律来实现它被造的目的。

宇宙为什么有开端

虽然古代的神话传说都有论到宇宙被造的故事,但是现代宇宙学直到上个世纪初才真正诞生。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现代宇宙学的理论基础,而天文观测提供了观测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于埃德温-哈勃对星系退行的观测,虽然有的人认为乔治-勒梅特比哈勃更早提出星系退行的证据,但是哈勃的文章更具观测证据,更确凿地证明了宇宙膨胀的事实。虽然勒梅特早已基于广义相对论提出了宇宙诞生于某个奇点的理论,但是直到星系退行的证据出现,人们才慢慢接受这个所谓的“宇宙大爆炸”学说。而这个理论是不被当时的共产主义国家接受的,因为宇宙大爆炸无疑是对有神论的支持,宇宙和物质即然不是永恒的,那么表明宇宙是被造的,于是就有造物主。

不仅在无神论国家,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的宇宙学家们,也在极力避免宇宙有限有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意味着自然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我们对宇宙之外世界的无知。宇宙的有限意味着自然主义的有限,而自然主义是现代科学的理论假设,所以对许多科学家而言,也意味着科学的终结。所以,随着而来的是许多永恒宇宙和平行宇宙理论的诞生,用于避免宇宙开端的问题。然而这些理论一个致命的弱点是所谓的玻尔兹曼大脑问题。

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基于他的统计物理理论提出了“玻尔兹曼大脑”这个非常奇特的概念,在这个理论提出的时候,广义相对论和现代宇宙学还没有诞生。设想宇宙是永恒的,那么在无限长的时间长河中,什么样的宇宙结构是最容易出现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有意识如同人类一样的物种存在,它最可能感知到什么样的宇宙呢?在玻尔兹曼看来,这个物种最可能感知的是除他自己的大脑以外什么都没有。换句话说,如果宇宙中的物质以及掌控物质的定律都是随机产生的,那么一个规律的有次序有生命的宇宙,就像一个房间中的空气分子突然某一刻集中在墙角一样,是那么的不可思议。而在宇宙无限长的时间内,我们总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最有可能偶然产生的宇宙,这个宇宙允许最基本的意识存在,这就是玻尔兹曼大脑。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假设这个大脑需要身体,身体需要养分,养分需要阳光,那么我们最多在一个有序的太阳系里就可以满足这所有条件。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如此的巨大和有序,完全不是最有可能产生的宇宙,所以这个宇宙不是永恒的,是有开端的。

几乎所有的永恒宇宙模型,比如循环宇宙或者永恒暴涨宇宙等,都会遇到玻尔兹曼大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现在所观测到的宇宙太有序,太复杂,不像是在一个永恒宇宙中偶然形成的,而更像是有一个创造主按照祂既定的法则和计划创造出来的。我想这样一种归纳法的思考对于自然主义者思考造物主的存在是更适合的,因为这样的思辨并没有演绎法那么声势凌人,而是从已有的科学疑难出发来表明有神论比无神论更自洽更符合我们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

神迹和神话

今年刚到美国时,住在一个老太太家,这位老太太很热心也喜欢交朋友,而且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我也有幸通过她认识了一些她所认识的人,其中包括两个穆斯林。在一次晚餐中,我和这两位谈到了穆罕默德和耶稣的区别,他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穆罕默德一生没有行过神迹,但是耶稣却施行了很多神迹。这样看来伊斯兰教和很多其他宗教的共同点是它们似乎没有“神迹”这个绊脚石。

很多人觉得圣经中的神迹很令人尴尬(embarrassing),所以很多自由派神学家试图“自然化”这些神迹,只保留耶稣的教导。虽然大多数人会尊耶稣为伟大的教师,但是唯有保守的基督徒才会相信祂是神,是救世主。如果我们将圣经简化为一本哲学书或者神学论著,就将失去整个基督教信仰,因为耶稣的很多教导都是和神迹不可分开的。比如他医治瘫子的时候说,“或 说 : 你 的 罪 赦 了 , 或 说 : 你 起 来 行 走 , 那 一 样 容 易 呢 ?”(太9:5)然后他就医好了瘫子。这样的神迹还有很多,最核心的基督教教义都是建立在神迹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耶稣是由童贞女玛丽亚因圣灵感孕而生,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并且还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些教义一点也不像柏拉图的教导,孔子的教导或者佛陀的教导。

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施行神迹呢?为什么耶稣不能仅仅教导伟大的真理,比如登山宝训,而舍弃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神迹呢?或者为什么圣经作者要大量记载神迹呢?也许在旧约中你偶尔会看到一两个神迹,但在新约福音书中你随处可以看到神迹。如果旧约中的神迹是零零散散的,那么新约中的神迹则是铺天盖地。或者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要在启示祂话语的时候同时施行神迹呢?注意,在这里“神迹”是上帝特殊的作为而不是一般性的护理。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耶稣施行神迹是为了证明祂是弥赛亚,是为了证明祂的话是真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祂并不是在每次公开教导后施行神迹。所以,祂所施行的神迹往往伴随着某些重要场合的某些重要教导。而且,正如使徒约翰所言,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很多没有记载下来,“耶 稣 所 行 的 事 还 有 许 多 , 若 是 一 一 的 都 写 出 来 , 我 想 , 所 写 的 书 就 是 世 界 也 容 不 下 了 。”(约21:25)那么这些被记载下来的神迹,正如C.S.Lewis所言,定然有它特定的神学含义。按照Lewis的说法,这些神迹要么是对上帝创世的演示,要么是对天堂的展示。比如耶稣变水为酒就是葡萄树吸收水分产生葡萄汁通过酿造成为葡萄酒的浓缩版。然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却是对复活后的身体在天堂的荣耀状态的展示。

不管是哪种神迹,我要说的是,最主要的作用乃在于让当时看到神迹以及我们这些通过读圣经“看到”神迹的人真正感知“灵性现实”或者更高的现实。由于我们习惯于生活在这个现象世界,我们心灵的眼睛对灵性世界是盲目的,是瞎眼的(约9:41)。通过耶稣的教导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灵性世界,但是我们无法对灵性世界有真正的感知。这就是哲学和实践,是理想和现实的区别。所以,有很多人说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是理想主义或者形而上学,不好听一点,就是说不实际,没有实践性。然而圣经中耶稣的教导不是哲学式的,或者理想主义式的,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祂洞悉另外一个更高现实的真理。所以,耶稣的教导不是画饼充饥,祂在登山宝训之后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这样的神迹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物质主义(约6:26),乃是让我们寻求那比面包更重要的灵性食物(约6:27),感知那比物质世界更加真实的灵性世界。这样看来,耶稣不像是一个老师,更像是一个厨师,提供给我们天国的美味,更像是一个建筑师,提供给我们天国的住处,更像是一个导游,让我们看到天国的景观,又像是一个钢琴师,让我们倾听天国的音乐。耶稣的每一个教导无不让跟随祂的人匪夷所思,耶稣的每个神迹无不让观看的人惊奇,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神话”(神的话语)和神迹(神的作为)无不指向每个听众和观众自己的处境和危机,让听到的人不由自主地问,“主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耶稣的教导把我们从地上提升到了天堂,感知天堂的景观,又把天堂从天上带到了地上,让天堂临在于一个个灵魂中。

如果耶稣要和今天的科学家对话,祂会如何回答这些自然科学家的问题呢?我想很多自然科学家大概不会去问耶稣任何问题,因为他们对一切有关神迹的报道觉得是无稽之谈。也许有些科学家对耶稣的教导很感兴趣,但可能在听到祂所行的神迹后避之唯恐不及。也许有少数科学家会像当时的犹太人领袖尼哥底母一样偷偷地询问耶稣关于宗教的问题,但他们问的问题大概是关于柏拉图式的上帝的问题,至少不会给人格化的上帝留有任何余地。而且,这位学者大概不会问宇宙从何而来,生命如何诞生,是否有外星人的问题,因为这是自然科学需要回答的,那么留给耶稣的问题很可能是像尼哥底母所问的关于个人的问题,他可能会问人死了后有没有生命,人有没有灵魂,如果他死了,他能去天堂吗?那么耶稣给出的答案很可能是像他给尼哥底母的答复一样,“人 若 不 重 生 , 就 不 能 见 神 的 国 。”(约3:3)而那位自然科学家的追问可能和尼哥底母很相似“ 人 已 经 老 了 , 如 何 能 重 生 呢 ? 岂 能 再 进 母 腹 生 出 来 吗 ?”,而耶稣的回答可能是,“你 是 研究这个自然界的科学家 , 还 不 明 白 这 事 吗 ?我 实 实 在 在 的 告 诉 你 , 我 们 所 说 的 是 我 们 知 道 的 ; 我 们 所 见 证 的 是 我 们 见 过 的 ; 你 们 却 不 领 受 我 们 的 见 证 。我 对 你 们 说 地 上 的 事 , 你 们 尚 且 不 信 , 若 说 天 上 的 事 , 如 何 能 信 呢 ?”(约3:10-12)注意,这里耶稣不是说祂说的是祂听到的,祂是说,祂所说的是祂“见过的”。可见,耶稣所讲的不是道理,而是天国的事实。用科学的语言来类比就是说,耶稣所讲的不是广义相对论,耶稣所讲的是水星进动的观测事实。祂看见了,所以祂讲出来;不是祂悟出来,想出来了,所以祂讲出来。

这样的回答似乎有这样的现代意义:“你都知道了量子力学,还不知道这个宇宙是个开放的系统吗;你都开始研制量子计算机了,难道不知道这个物质世界可能是虚拟的吗?你都知道生命的起源是信息的,还不知道生命的信息本质吗?你都知道了宇宙是有开端的,还不相信有造物主吗?你都知道数学是普适的也用数学研究这个按照数学定律运行的宇宙,还不能相信一个超越人类智慧和自然定律的设计者吗?”这些所谓的自然证据显然不是像数学定律一样“迫使”我们的理性接受,而是提供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可以相信。同样,上帝也给了尼哥底母很多的旧约启示去研究,所以,耶稣用反问的语气质问尼哥底母为什么不知道天国的事情。而且耶稣更说到祂所教导的都不是那么难明白的,因为是地上的事,而祂如果教导“天上的事”,尼哥底母更是云里雾里。如今很多的学者也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比古人认识的更多,就开始批判一切宗教,但是殊不知,当今科学所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而这冰山一角只是地上的事的一角,而科学对天上的事则是一无所知。

虽然有些学者自认为不确定或者神秘感是科学的原动力,但是他们在批判有神论特别是犹太及基督宗教的时候显得好像自己知道一切。但是如果一个学者愿意谦卑地来询问耶稣,来寻求祂的帮助,耶稣是不会拒绝的,至少我们从约翰福音知道,尼哥底母最终跟随了耶稣(约19:39)。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犹太领袖而言,他们的嫉妒和高傲(可15:10)使得他们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他们对于更高的现实是瞎眼的(太23:16),所以不会去寻求耶稣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同样,我很担心如今人们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会导致很多的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那冰山一角当成整个世界,不愿意承认对灵性世界的无知将导致很多人不再像尼哥底母一样询问关乎个人命运的终极真理,并终将走向灭亡。

惟愿那些研究普遍启示的朋友们也来查看上帝的特殊启示,为要晓得这道对或不对,因为这关乎每个灵魂的终极归宿。我有幸研究上帝启示的自然和圣经这两本书,我热爱这两本书,我热爱关于这两本书的学问,科学和神学,但我知道我对这两本书都知之甚少。对我而言,天堂就是让我可以看到上帝更加完满的启示,看到这两本书的结尾和新的篇章,并在永恒中通过“神话”(或神的话语)和“神迹”(或神的作为)这两种启示不断认识并热爱那三位一体的上帝。

 

读Plantinga之科学与宗教有感

最近刚略读完Plantinga的近作“Where the Conflict Really Lies: Science, Religion, and Naturalism”, 觉得应该写点东西,虽然谈不上什么高见。这本书的观点是科学与宗教只有表面的冲突,却有本质的和谐;而自然主义和科学表面上和谐,而实质上是冲突的。

首先谈谈表面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进化论应该是首当其冲。在Plantinga看来,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理论并没有对进化过程有无神导下任何结论。也就是说,进化论和基督教信仰并无本质的冲突,因为上帝可以引导进化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神导进化论,不同的神导进化论对上帝如何引导以及介入的程度有不同的说明。而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上帝介入宇宙历史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宗教与科学矛盾是因为自然界由自然定律决定,没必要引入上帝来解释任何现象。但是Plantinga认为,上帝的介入,乃至神迹与自然科学并不矛盾,因为量子理论甚至允许神迹的发生。这也是我一向的观点,只是Plantinga就此搁笔,而我认为这点正是圣经科学的切入点。如果上帝对宇宙的护理是有迹可循的,或者按照Plantinga的说法,是古典而非浪漫主义式的,那么上帝和宇宙的互动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来研究。

其次,科学与宗教有深刻的和谐。原因在于科学所假设的人的知觉,推理能力,和对数学的运用能力的可靠性都在有神论里面得以说明。而相反,这些能力在自然主义世界观里面得不到很好的说明。比如有神论认为数学是上帝的思想,而人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可以运用数学来认知这个被理性的上帝所造的宇宙。而自然主义对此是沉默的,它无法回答数学以什么形式存在,而人作为另一种存在为何可以认识并运用数学去认识这个由数学描述的宇宙。所以,有神论在这里相比于自然主义有形而上的优势。

然后,自然主义和科学是表面和谐而本质上是冲突的。自然主义和科学的和谐已经被新无神论者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大肆鼓吹,在此就不必多言了。但是,Plantinga明确划分了形而上的自然主义和方法论自然主义。他主张前者和进化论是不能一起以理性的方式被接受的。原因是进化论不能保证人的认知和信仰的可靠性(也是达尔文晚年的疑虑),因为进化机制是为了促进物种的生殖和生存,与信仰无关。更进一步,他认为神经系统产生了错误的信仰,却可以仍然产生适应性行为。也就是说,在自然主义世界观里,适应性行为并不由信仰决定。但是我在这一点上不敢苟同,因为Plantinga的这种关于神经网络和信仰以及行为的因果关系的理论是比较粗略的。神经网络本身是一种复杂系统,信仰和行为并不能由一些简单的关于神经脉冲的数学公式来描述。但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个科学设想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神经网络模型来模拟人类信仰的产生机制以及信仰和行为的因果关系。

虽然,Plantinga不是自然科学家,但是他精辟地揭露了那些附庸在科学理论之上的哲学假设,很多看起来是不必要的。而他鼓励年轻的学者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研究自然与人文科学,让我感到非常鼓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在加尔文学院发表的短文“On Christian scholarship”. 如同我之前的看法,基督教学术已经开始在哲学领域开花结果,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未起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基督徒学者持有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说,搞学术就不应该引入个人信仰,不应该引用圣经。这本质上是对上帝的两种启示的一种分离或者分立的看法。这就好像康德(Kant)将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分隔开来一样,虽然有一定的理由,但却具有误导性。所以,我支持Plantinga所提倡的奥古斯丁式的基督教学术,就是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批判科学理论并研究自然启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Plantinga比其他很多基督徒学者都要激进,但是却更符合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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