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未及之民和星际探险

一直以来,基督教事工最主要的对象是福音未及之民。根据约书亚事工网站,目前全世界有25%的福音未及之民,这18亿人分布在100个不同的族群之中。如果每个族群中1~10万人需要一个宣教士,那么教会得差派3.7万个宣教士去这些族群中。而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ISIS主导的地方,宣教士将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这比那最冒险的运动和探险更加危险。

而纵观人类的整个航海探险史,我们不难发现信仰是探险家的原动力。虽然政府常常为了经济利益支持探险家远航,但是对于那些冒险家个人而言,唯有信仰可以抵消他们对未知的恐惧。比如哥伦布认为他的航海发现是对圣经预言的印证以及麦哲伦的天主教信仰。而相比之下,中国的郑和航海却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因为中国的航海路线是建立在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地理知识的前提下,这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动机完全不同。虽然一般基督徒不愿意承认,但是早期欧洲殖民的一个重要因素乃是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因素。而后来的新教宣教士也利用了欧洲殖民的机会进入殖民地宣教。我想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护理中,虽然中间有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

那么宣教,探险和星际旅行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教会愿意差派一个宣教士冒着生命危险去中东给最多一万个人传福音,教会启不应当至少稍微花点时间关注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吗?哪怕整个银河系外星智能生命存在的几率只有0.1%,我们也很有可能花了太少的精力去关注那潜在的亿万个灵魂的救恩,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忽略和无知感到亏欠。如果人类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追踪那只有0.00001%几率撞到地球的近地小行星,人类启不更应该考虑那潜在的亿万灵魂的福祉吗?也许一些基督徒认为圣经100%确定告诉我们外星人不存在,但据我了解,大多数基督徒从圣经中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也许保守解经给出0.1%的几率,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这0.1%的几率去考虑外星人的救恩问题,至少建立外星人的救恩神学。如果我在《如何拯救外星人》一文中的关于亚当成为外星人代表的理论稍微有点可取,我们就应该十分严肃地考虑通过星际航行去传福音给外星人。所以,据我之见,教会至少需要几十个基督徒科学家和神学家花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外星人存在可能性以及外星人救恩神学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会像当年忽略印第安人的灵魂一样忽略外星人迫切的救恩需要。

也许大多数人觉得外星人问题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了,不需要考虑。其实不然,如果宇宙中真有智能生命,他们很有可能在一百万年的时间以内发展星际航行技术接触地球上的人类。我们如今之所以还没有接触,要么表明外星人不存在,要么表明人类将是唯一可以进行星际航行的智能生命,而外星人的科技文明可能还比较原始。如今,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尝试搜索外星人了,并且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担心是否应该接触外星人的问题了。比如最近的一颗名为Oumuamua的第一颗造访太阳系的系外小行星就得到了SETI研究的高度关注,虽然Green Bank Telescope并没有在其表面找到无线电信号。而且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接触外星人的几率将越来越大。如果外星人真的开始接触人类或者人类接触或发现外星生命,那么,最触不及防的将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异教徒或者非信徒,而是基督徒。因为其他宗教对外星人的存在与否并没有太多限制,而基督教中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亚当的堕落等都是指向人类的,而人类似乎是受造界的中心。所以,基督教神学家有责任对外星生命以及外星人救恩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随着系外行星的搜索以及对行星可居性研究更加全面和彻底,我想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许会对外星生命存在的问题给出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无论答案是什么,基督教会都应该早有预备,乃至提供对系外行星研究和星际航行的神学基础,为星际宣教至少做足理论上的功课。

为什么科学家不容易成为基督徒

我知道有很多科学工作者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数基督徒科学工作者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联络,比如美国的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基督徒群体。但是,我却很少听到有见证说,他是在从事了科研工作之后(至少是博士水平)才信主的。我更多时候听到的是基督徒在学术研究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同行对基督教信仰的嘲笑和冷淡。那么,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如今对基督教信仰却有如此敌意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可能主要出现在被理性主义或者实证主义控制的学术圈子。但是,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在美国哲学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的身影。在我看来,哲学这个自古以来被无神论者统治的学科正在再次经受福音的洗礼。在我看来,这是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福音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功。那么这种改革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呢?从历史中来看,每一种灵性觉醒运动的到来,都伴随着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改变。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改变在自然科学中体现得往往是最弱的。而且在基督徒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人是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的,至少从中国和美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大多数基督徒学校可以培养出出色的文科基督徒,却很少能够有效地激发起基督徒对理科的兴趣。这一切表明在基督徒的世界观中,自然科学或者说自然启示是缺失的一环。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但是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讲都只是门外观火。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冲突不只是字意解经和寓意解经的冲突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两种世界观的冲突。而要解决这种冲突,教内首先得搞清楚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动态的关系,不仅从神学角度,更要从科学角度加以澄清。这种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也不仅仅是在主流自然科学研究之外另立门户,比如进行智慧设计研究,所能根本解决的。事实上,智慧设计研究也从来没有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更加明显。我要说的是,这两种世界观,实证主义和超自然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反而是互有补充的。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并没有否认实证方法,而实证主义也并没有否认信仰的先导性功用,因为实证主义本身就有自己的信仰————一切理论基于实证。但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往往采取简化的实证主义方法,那就是摒弃科学家自己的前设,而直接进行理论构建和模型检验。也就是说,科学家没有把他们的所有前设写在他们的研究论文之中。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科学是客观的,纯粹的,高深的,如同数学一样,不带任何情感和个人偏好的。但是,这恰恰是科学精神所否定的,真正的科学精神敢于挑战一切前设,而所有的革命性科学思想无不是对某些前设的挑战。而如果学者不再明确自己的前设,或者人们对一些科学前设采取某种膜拜的态度,那么科学研究显然会止步不前。既然如此,科学研究就应该挑战它自己的前设,那就是自然主义的假设。自然主义前设认为,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避免个人情感和世界观的影响而去中性地研究那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进而发现客观真理。但是,无论是量子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都对这些乌托邦式的假设提出挑战。量子理论让我们看到人无法有效的分离主观和客观,意识和物质,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概率波是在什么地方坦缩为一个特定的值的。范式理论让我们知道科学的前进需要范式,而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推翻现有范式。

要改变现在的科学界的反信仰状态,我们需要回到科学诞生的时代,回到那个把“科学”叫做“自然哲学”的牛顿时代,那是一个不避讳在学术当中谈论信仰的时代。我们也可以仿效中国文革期间的那种做法(我并非认同共产主义),那就是将一切知识统一到信仰体系中来。当然不是仿效那种八股式的共产主义式的“前言”,而是将所有知识的脉络统一到一种信仰中来。这是与那种解析式的还原式的现代科学分支截然相反的一种对待科学的方法,就是整合法。而现在的复杂性理论正在试图走这条非主流路线,而基督教科学,在我看来,也应该沿着这条路线去走。当我们把这种七零八落的科学分支整合到基督教信仰中时,我们就会对各门学科有前瞻性的认识,这正是其他诸如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无法做到的,因为自然主义必然产生还原主义,导致科学的分们别类。但是,正如基督所言,“不与我相和的,就是离散的”,只有基督教信仰可以将所有知识门类统一起来并加以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适合普罗大众的科学世界观。而科学的下一次革命,比如量子计算,生命起源和宇宙起源,很有可能就得益于某种整合性的科学理论的构想。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避讳在论文中谈及个人世界观和信仰的时候,科学研究才不再是挑战而是推进基督徒信心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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