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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读过“科学的灵魂”这本书，但是我却没有发现类似叫做“数学的灵魂”的书。数学的本质一直以来是一个哲学问题，有的人认为数学中的集合，数字乃至几何都是形上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这是典型的柏拉图式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数学并不对应于真实的实体，而是一种描述物质世界的语言，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存在是抽象的，那么它到底如何存在？是关系性的吗还是实体性的？如果数学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如何能够有那么多的数学发现正如自然科学的发现一样呢？如果数学中的概念不存在，我们就应该摒弃数学，乃至摒弃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由数学来描述的。而数学如果以抽象的形式存在，那么它到底如何存在呢？如果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那么物质就不是唯一的存在形式。问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对唯物主义有一种基本的免疫力和批判精神。

同样我们要问的是我们人类所感受到的爱，怜悯，信心，公义等等美德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如果它们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进化而来的人类所拥有的幻觉，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为之生为之死，为什么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这些美德都是值得追求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相比于物质财富，我们更看重这些普世道德，这和进化论所倡导的优胜劣汰的原则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共产主义所提倡的那些普世美德和它所依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自洽的。道德存在的问题和数学存在的问题一样让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终极现实。

正如我在上面一篇博文所提到的，这两个问题也许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果道德是比数学更高的现实，那么我们如今所学习的数学很可能不是必然的存在。也就是说，1+1=2不一定是普适的真理。在物理科学当中的量子纠缠已经让我们发现了经典逻辑的一些缺陷，比如纠缠粒子可以在无限远保持关联，比如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在两个态。特别是量子纠缠让一些人提出了所谓的holism（整合主义），也就是说两个纠缠粒子所遵行的概率并不能由两个经典粒子的概率来描述，或者说两个纠缠粒子是不能在空间上分开的。这些哲学映射来自于一些基本的物理定律，比如所谓的Bell 和CHSH不等式等。这种纠缠特性如今更是被用来构建新的时空理论和黑洞理论。而这些新的物理暗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数学的数学，而这种数学是否是必然的呢？这种数学是否与道德实体有关呢？

在基督教世界观里面，道德律和自然律具有至少同等地位，而道德更是被视为上帝自己的属性。上帝本身就是道德性的存在，而三位一体本身就是对数学的超越。而圣经中丝毫没有提及数学具有永恒特质，而是将数学视为一种描述自然世界的工具。如果数学和上帝一样具有永恒的本质，那么圣经中忽视对数字的启示就很难理解。虽然圣经中偶尔说到7是完全数，但是类似的启示毕竟非常稀少。而且如果数字具有与神同等的永恒性，那么对数字的崇拜看起来就没那么迷信了。总而言之，圣经，上帝的特殊启示，对数学的沉默似乎表明数学的非永恒特质。而圣经对道德和信仰的强调表明这些存在比数学和物质世界更重要，而且具有永恒的特质。

正如我在上面一篇博文中提到的， 也许我们需要灵性数学和灵性科学来超越物质数学和物质科学。我们存在于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之间，我们的感官用于感应物质世界，而我们的意识用于感知灵性世界。但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对于灵性世界的知觉是麻木的，我们灵性的眼睛是瞎的，腿是瘸的。而唯有圣灵的重生让我们对于灵性世界有真实的知觉或感受。如此看来，我们需要具有真正的信仰来研究灵性科学。虽然神学本身就是一门灵性科学，但是它显然忽视了灵性世界本身的规律性，因为它限于特殊启示。既然启示圣经和创造宇宙的是同一位上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祂创造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的原则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像研究物质世界一样来研究灵性世界，虽然灵性世界的实体是道德性的，是灵性的，是意识的。这并非表明灵性世界是单调的，枯燥的，乏味的，因为我们已经从人类历史中看到了人类意识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任何自然规律的复杂度。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科学家可以发现很多自然定律，但他很可能难以理解他妻子的内心世界。灵性科学并非心理学，灵性科学将人类意识或者灵魂视为一种高于自然世界的独立存在，而心理学常常以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灵魂，这本身是不科学的。这就好比电脑科学不是研究电脑的制造和运行过程，而是那些电脑所能实现的程序和功能。

所以，人类意识本身很可能是与物质世界并驾齐驱的一种实体，我们需要灵性数学和科学来研究灵性世界。而只有耶稣基督透过祂的圣灵医治我们对灵性世界的麻木，进而促进我们对终极现实的认识，并进入这终极现实，就是天堂。

 

在基督教世界里，有诸多关于创世记第一章的解释。这些解释试图调和创世记第一章字面意思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冲突。而很多权威创造论者认为，这种调和没有必要，因为自然科学理论始终是发展的，不是真理本身。但是，这同样适用于神学。因为神学乃是我们对神的系统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始终是不彻底甚至是歪曲的，哪怕圣灵会光照人的理性使得人有得救的信心和知识。所以，我也认同这种调和始终是不足够的，甚至是误导性的。那么，我们能否基于创世记第一章的记载和我们已知对自然界最成功的科学理论来建立一个创世模型，进而解释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这两本书而来的数据呢？这是可能的。这种结合信仰与科学的模式可以避免形而上的争论，而对科学和信仰产生实质影响。

在关于创世记第一章乃至第二章的争论中，最主要的问题乃是关于创世六日的解释，也就是关于“日”的解释。年轻地球论认为是24小时，而古老地球论认为是很长时间。我想这两者可能都是对的，但是是基于不同的参考系统。一个是参考灵界的时间坐标，一个是参考物质界的时间坐标。很有可能的是灵界的时间和物质界的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于是灵界的6日对应于物质界的亿万年。虽然灵界可能是和物质界一起被造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灵界的时间和物质界的时间是一样的。这种考虑可以激发我们建立一个科学模型来类比乃至解释创世记的时间问题。

上帝的创世过程可以用一个计算机模型来解释。正如我们写程序来模拟各种物理现象，同样上帝也可以在灵界构造程序来创造物质界，哪怕灵界和物质界是一起被造的。首先，我们在创世记开头看到，上帝创造天地，这里的天很可能不只是指这个宇宙中的天体，而更是指灵界。这样看来，上帝的第一条程序命令和该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时空的被造是不分先后的。也就是说，宇宙大爆炸伴随着灵界的产生，在此之前除上帝以外一无所有。但是在此之后的时间分为两个尺度，一个是物质界尺度，一个是灵界尺度。

在创造了两个时间之后，上帝的创世程序在灵界运行了6天；但是程序实现在物质界的时间，按照当今宇宙学的说法，却是大约138亿年。这就好像我们写程序来模拟星系的演化，我们可以花一个小时写程序，但是程序运行的时间却是一个星期，而程序产生的结果却是几亿年的星系演化。正如狭义相对论发现了物质界的时间尺度的相对性，同样，在这个计算机模型中，我们看到上帝创世过程中的三重时间。虽然上帝也可以在灵界花6日来设计祂的程序，但是上帝决非人类，祂的创造蓝图早已在祂的旨意之中，不需要在时间中构思，只需要在时间中展开。所以，更合理的假设是上帝在灵界中花了6日来运行祂的创世程序，而实现的却是整个宇宙138亿年的形成和演化历史。

如果这个创世模型的类比是恰当的（虽然可以是恰当的，但是这种模型不太可能是准确的，因为上帝有无数种创世的方式，而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是有限的方式。而且，就算我们可以想到正确的创世机制，我们也很难有足够精确的语言来描述这机制。），那么灵界很可能对应于现实世界，而物质世界对应于虚拟世界。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祂也特别地临在于灵界。那么灵界为什么一定会有时间呢？因为从圣经中我们知道魔鬼乃是堕落的天使，所以灵界很可能有某种和时间对应的来度量灵界变化的量，我们姑且称之为时间。而物质界的被造是源于灵界实现了创世程序，也就是说，灵界就像一个超级计算机，可以实现上帝的创世命令。如果灵界是一个超级计算机，那么我们所居住的物质宇宙就是储存在这个超级计算机里面的信息或者比特。我们之所以看不到灵界是因为我们就在灵界里面，此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那么上帝创世的程序和宇宙演化的次序是否是一样的呢？宇宙的次序是先有了基本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然后产生了星系，恒星和行星，然后有了生命，有了人类。我想创世程序的次序和程序实现的次序并非完全一致。作为写程序的人，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程序需要有一个框架，然后设定各种变量，最后让这些变量在这个框架或者规律中运行来实现程序。同样创世记中，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框架，天地海，然后输入了初始条件或者变量，就是祂的命令，然后这些命令在这个框架里面产生了物种乃至人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道成肉身做预备。

这种计算机模型可以合理地解释创世记的字面意思，也可以产生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洞见。而此类模型的完善需要更多的更细致的对圣经和自然的研究，而这正是科学家基督徒的使命，借此来荣耀上帝。

在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话中，无神论者最常鼓吹的就是科学的成功和宗教的无能。科学的成功确实导致了原始宗教的衰落，但是同样，基督教的成功也导致了罗马偶像崇拜的衰落。科学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从而消除迷信和偶像崇拜。但是科学并不能真正捣毁人内心深处的偶像崇拜，比如拜金主义，对名誉或权利的崇拜。而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科学并没有丝毫减弱人们相信基督教的一些基本动机，比如人的负罪感和道德感，人们对于自然界背后某种神秘主宰的敬畏，以及人对于自由和爱的渴望。这些动机一直是促使人悔改归信的基本原因，而科学并没有削若，有时反而增强了这种动机。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的动机是非物质性的。原始宗教对被造物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狭缝中上帝的崇拜。而基督教在发展中也同样使用了某些证据来为狭缝中的上帝来辩护，比如罗马教廷对托勒密学说的盲目推崇就是由于对自然界的无知而采取哲学和神学来代替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而从某种意义上，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论战中，创造论者也常常论证狭缝中上帝来为信仰辩护，比如通过揭露进化论的缺陷来论证设计者的存在。总而言之，这种狭缝中上帝的论证方法不仅不能促进我们对于信仰和科学的理解，反而迫使我们要么委屈传统的圣经诠释来迁就当代科学发现，要么反其道而行之。这正是权威创造论和神导进化论这两个极端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那么如何避免为狭缝中的上帝辩护呢？而更进一步，如何让信仰和科学可以真正对话，如何建立圣经科学的理论框架呢？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用双方都能明白的语言对话。与其在自然科学中寻找漏洞，还不如另立门户，这正是很多有争议的科学理论的套路。比如生物灭绝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低外小行星或者彗星导致的，有的人认为是火山喷发引起的，而双方都会根据自己的论点来提出论据，并提出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地外成因说所预测的应该是同样质量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也应该出现大致同样规模的生物灭绝。而火山成因说所预测的大气成份的变化必须得到观测证据的支持。我认为圣经科学也需要同样具有预测性，这正是圣经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在圣经中随处可见先知的预言，无论是对国家兴衰的预言还是对弥赛亚的预言，都得到很好的应验。那么圣经科学也必须具备同样的特质，这正是避免为罅隙中上帝辩护的唯一方法。虽然Reasons to Believe 的创始人Hugh Ross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测这些缝隙随着科学的发展是在扩大还是在减少来判断上帝论据是否可靠，但是如何衡量缝隙的大小很难有个标准。所以，整合信仰与科学的关键在于让圣经具有科学预见性。虽然圣经由于其超验本质本身就具有预见性，但是这种预见性需要翻译成科学的语言而成为一种科学理论或者模型，进而产生圣经科学。比如上帝从无到有地创造世界预测了宇宙有个开始，但这本身并非科学理论。要让其成为科学理论，我们必需用科学的语言来翻译圣经这个预言。我们需要知道宇宙有个开端的物理意义，这意味着时间和空间有个起始，意味着宇宙随时间很可能是在变化的，意味着宇宙与自然定律在本质上并不是物质的，因为上帝是用话语创造了宇宙。如果我们可以用当今的科学理论来论证宇宙必需有个开端，那么这就是对圣经科学的一种莫大的贡献。然而，这类理论已经被勤劳的自然主义科学家提出，比如Borde Guth Vilenkin Theorem。

那么除了对宇宙开端有预言，圣经是否还对其他自然科学有话可说呢？这正是我这个博客已经并且将继续探讨的话题。在以前的博文中，我已经对圣经在天文，宇宙学，生物学，地球科学中的可能应用作了初步探讨。而圣经很可能对化学，地质学，心理学和脑科学乃至数学中有很多的暗示。这些暗示很可能存在在神迹当中。大多数人认为神迹是超自然的，是不能重复的，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可以重复实验或者观测的现象。按照基督教传统观点，神迹是上帝超自然地介入到自然界而产生的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但是这种解释似乎将上帝的护理和创造的手段人为地区分开来了。上帝是用话语创造，也是用话语护理，创造和护理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上帝不护理了，那么宇宙就不存在了。上帝只创造不护理，世界不能存在；上帝只护理不创造，世界也不能存在。上帝必需创造并且护理，世界才存在。而在上帝那里并没有时间，所以创造和护理对祂而言也许是一样的。这好比一个人拿一根木棍，在木棍一端拿着和在中间拿着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如果那人放手，木棍就会掉下去。我们可以论证宇宙有个开端，但我们同样应该论证宇宙当下应该有个支撑点，而我认为信息就是切入点。

言归正传，神迹如何具有科学预见性呢？我认为我们首先得换一种对神迹的认识，那就是神迹是对自然定律的操控，所以其并不违反自然定律。神迹看起来是反自然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找到真正开启自然的钥匙。这就好比我们欣赏科隆大教堂，我们看到它外表的巍峨壮观，但是如果我们不进去，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的神圣和庄严。同样，神迹就如同自然界内部的景观，我们不明白不认识它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去，我们没有找到打开自然界的钥匙。比如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除了其神学意义，它应该还具有某种科学预见性。耶稣通过一句话就将水变成了酒，这给我们的暗示是水和酒的本质不是化学的或者物质的。耶稣这一句话和我们在电脑里面输入一条命令是类似的。我们可以通过输入一条命令更换电脑桌面背景，同样耶稣也可以对自然界这个大程序输入信息而变水为酒。那么这对自然科学或者化学有什么预见性呢？这意味着自然界也许是一套程序，人的知觉也被编码在这套程序里面了。哪怕水并没有变成酒，但是上帝可以改变人的知觉，而让所有人认为这水就是酒的味道。如果自然界和人的意识是一种特别的程序，科学研究就应该去揭示这个程序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人的意识在这个程序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神迹就是自然界的内部，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神迹的宝贵科学价值。我们不认识不相信神迹，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界的无知，对上帝语言的无知，和对当今某些科学理论的盲目崇拜。而神迹的施行正是对自然界具有超验认识的表现。

根据以上这个观点，摩西的神迹，以利亚的神迹，耶稣基督的神迹就是建立圣经科学的宝贵资源。为什么风可以将红海分开呢，风和水在地球科学中的角色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耶稣让风浪平静，风浪就平静了呢？为什么约书亚叫日头停住日头就停住了呢？这对天文学特别是对太阳系的研究有什么特别意义呢？为什么死人可以复活，驴子可以说话呢？这和生物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寡妇的油没有减少，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呢？这和能量守恒有什么联系呢？物质和能量可以凭空产生吗？所有这些都是圣经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圣经科学预见性的重要课题。

如果我们透过圣经科学得以揭示自然界的内部，那么如何拥有打开自然界大门的钥匙乃是下一个议题。而这个钥匙很可能在于人的意识里，因为自然界如果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要改变这个系统的唯一通道也应该是信息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钥匙就是信心，耶稣具体地说，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可以移山，而信心的这种神秘能量来自于圣灵。

 

 

在希腊古典哲学中，德谟克利特就提出了它著名的原子论，认为这个宇宙是由一些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的，这也是这一名词继续被粒子物理学家沿用的原因。而随着上个世纪粒子物理的发展，特别是量子电动力学和色动力学的发展，人们对基本粒子的认识可谓渐趋完善。物理学家普遍认为自然界存在4种基本相互作用力，由玻色子传递作用力，而所有粒子由轻子和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通过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由正负夸克组成介子，由三种色荷的夸克可以组成重子。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化学元素都是由重子和轻子组成的。而标准粒子模型也提出奇异夸克可以存在，也就是超过三个夸克的重子可以存在，但是目前尚存争论。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夸克不能单独存在。也就是说，夸克只能被禁闭在重子和介子内部。当强子对撞机试图通过高能碰撞将单个夸克从重子中分离出来的时候，这些能量被胶子吸收产生了正反夸克对，并以胶子的形式被探测到，而重子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夸克禁闭。而根据所谓的渐近自由的理论，夸克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所受的力就越小，就越自由。而当外力试图将其中一个夸克分离出去的时候，夸克之间的作用力会非常强，以至于可以产生新的夸克来补偿分离出去的夸克。

这种奇特的物理现象可以用来很好的类比上帝自己的三位一体属性。如同三位一体由三个位格组成，同样，重子粒子也由三个夸克组成。正如三个位格不可分离，不可混淆，同样，三个夸克也有不同色荷，却不可分离。如同三个位格有同样的神性本质，同样，三个夸克也有同样的本质。三位一体的教义源于圣经，但此教义的形成得益于阿塔拿修的辩护，其结果，乃是阿塔拿修信经的形成。其中关于三位一体的描述是：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亦一位。然而父子圣灵同一神性，同一荣耀，亦同一永恒之尊严。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亦如何。父不受造，子不受造，圣灵亦不受造。父无限，子无限，圣灵亦无限。父永恒，子永恒，圣灵亦永恒。非三永恒者，乃一永恒者。非三不受造者，非三无限者，乃一不受造者，一无限者。如此，父全能，子全能，圣灵亦全能。然而，非三全能者，乃一全能者。如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亦是神。然而，非三神，乃一神。如是，父是主，子是主，圣灵亦是主。然而，非三主，乃一主。依基督真道，我等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均为主。依大公教，我等亦不得谓神有三，亦不得谓主有三。父非由谁作成：既非受造，亦非受生。子独由于父：非作成，亦非受造；而为受生。圣灵由于父和子：既非作成，亦非受造，亦非受生；而为发出。如是，有一父，非三父，有一子，非三子，有一圣灵，非三圣。且此三位无分先后，无别尊卑。三位乃均永恒，而同等。

如果我们将三位一体的教义和粒子物理关于夸克禁闭的描述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所以，上帝无疑在祂的创造当中彰显了祂三位一体的神性本质。

当我搬到英国的时候，最让我头疼的事情就是找房子。我一方面要考虑到离工作地点的远近，还要考虑价格高低，同时由于我没有车，还得考虑是否在火车站附近，附近是否有大学公交的站点。这样的要求已经算是很苛刻，而我找到的满足这些要求的房子大多很小，不适合像我这种有两个小孩的家庭。于是我又得多加一些条件，比如房子至少有60平米，最好附近有花园和游乐场，而且最好有好的幼儿园等等。这样下来，我在网上基本上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最后只能委曲求全找到不能马上入住的房子。而当我们经过一番折腾搬进去之后，我们还需要购买一些家具，布置小孩房间。所以，现在我所住的房子及其地点以及房子里的家具和物品都具有目的性，其目的就是给家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如此，这样的安排也体现了我自己的性格特点，所以不仅具有目的性，也具有独特性。

我为自己的家庭预备一个好的家居环境花了很多心思，而上帝为人类预备的环境则更是独具匠心，只是没有像我一样那么艰难，因为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虽然上帝不仅给我们预备了宇宙环境，还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但是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将创造的上帝和救赎的上帝视为同一个上帝。我们观察到的自然似乎是残酷的，是弱肉强食的，是优胜劣败的；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上帝却像是一个父亲，虽然严厉，但是却充满了对人类的怜悯和关爱。如果上帝存在，这两个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吗？这个问题也等同于全能全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允许恶的存在,只是这里的恶指的是自然界的恶。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自然界是在亚当堕落之后才出现自然性的恶的，正如人类的罪恶是从亚当的堕落开始存在一样。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性的恶在亚当堕落以前就存在了。具体理由可以参看RTB的网站：http://www.reasons.org/articles/animal-death-before-the-fall-what-does-the-bible-say

在我看来，自然性的恶的存在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自然性的恶让我们知道死亡。亚当和夏娃如何知道死亡的可怕呢，我想自然界当中的死亡就可以做最好的教材。第二，自然性的恶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如果我们看不到自然灾难，我们就难以明白上帝审判的可怕。而且圣经多处显示上帝的审判和自然灾难是紧密相连的。

不过我现在要讨论的并不是自然性的恶与人类堕落的关系，我要探讨的是关于上帝在救赎历史和自然历史当中所体现的上帝本性的一致性。这就正如我之前举的例子，一个父亲在为其孩子预备住处和与他的孩子一起玩耍的过程当中所体现的是同一个父亲的性情。我认为在自然历史和圣经历史当中有如下一些基本原则是上帝一直使用的，而且也体现了上帝自己的属性。

第一，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是历史性的。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也就是说上帝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塑造了犹太民族，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这个犹太人来拯救人类。耶稣基督大约33年短暂的生命与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犹太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跨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自然历史所体现的是同样的创世原则。按照当今科学理论，宇宙大约有137亿年的历史，而地球大概已经有45亿年的历史，但是人类大概只有10万年左右(虽然这里的“人”也许只是和现代人类相似的一个物种，不具有亚当所拥有的灵性)，而亚当的诞生大概在更近的一个时刻（姑且认为一万年之前）。如果这些科学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从自然历史当中看到的是同样的创世原则，也就是说上帝花了100多亿年的时间为仅仅存在了1万年的人类预备住处。这种创世和救赎的历史性原则非常值得我们思想。按照圣经神学的观点，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就像一粒种子慢慢发芽，长成树苗并且成为参天大树。这种历史性启示的必要性在于我们可以在历史当中看清楚救赎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如果没有亚当堕落的历史，我们就不知罪的源头；如果没有摩西的律法，我们可能就不明白上帝的公义与圣洁；如果没有大卫的存在，我们也不明白上帝为什么或者何以作王。同样，我们研究自然历史也看到宇宙是如何从存辐射演化成星系，恒星和地球的。我们看到上帝的目光在创造的过程中一直在聚焦，直到看到地球的出现，看到人类的诞生。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性过程，我们就无法研究自然历史，也无法获取知识，因为神迹如果不借助手段是无法产生真正的对神的智慧／属性的认识的。而上帝在整个救赎和创造的过程当中都不是袖手旁观的，是主导整个过程的，虽然祂的参与往往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

第二，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是无中生有（Ex nihino）的。这一点体现的是上帝的全能。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万有，也从一个空空的子宫中孕育了救世主。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而非一无所有。答案是上帝是自有永有的。虽然物质世界可以无中生有，正如当今宇宙学所暗示的，但是无论是其背后的物理规律还是其本身的依赖性（contingency）都表明这个“无”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有一位超越物质，时间与空间的自由永有的上帝存在。这种无中生有似乎也体现在量子物理当中，按照现今的量子场论，真空中也充满了能量，也有量子涨落，也有一定的几率产生物质粒子，这正是暴涨理论的前提，也是物质产生的原因和宇宙加速膨胀的原因。这里的“无”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有场的存在。虽然我们看不见场，但是我们看见它所产生的效应。比如我们知道磁场的作用使得磁体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而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救赎性作为常常体现了祂从无到有创造的全能。上帝让亚伯拉罕从年迈的撒拉得了以撒，耶稣五饼二鱼和变水为酒的神迹等。而耶稣的死里复活以及将来圣徒的死而复活本身也是具有从无到有的特性。因为人的经验性认识是人死就归于虚空，那么死后重生无疑是生命从无到有的再现。虽然以上这些救赎和创造的无中生有的例子中的“无”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有，但是这里的“有”往往并非物质的，并非我们可以经验的，而从本质上而言是上帝这个“有”创造了所有的“有”。

第三，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是话语性的。上帝通过话语创造了宇宙，而上帝的道救赎了人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正如我在之前的许多博文中提到的，上帝用话语创世正是引导下一个科学革命的指导性原则。话语或者信息普遍存在于各种自然现象中，在生物学中体现为DNA密码，在宇宙学中体现为精细调节，在天文学中体现为太阳系的行星系统结构上，在物理学中体现在量子力学的量子特性上。而上帝的话语在救赎历史中更是举足轻重。上帝的成文启示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肉身启示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道。耶稣的无数神迹乃是借着话语成就的。正如约翰福音所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6:63）。话语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本质。所以，从一点来看，上帝的道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就顺理成章了。

上帝在创造和救赎中的作为始终是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永恒主题，无论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他们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上帝的启示作出回应。作为基督徒，认识神的救赎和创造的统一性就是认识神的独一性，使得我们可以整合信仰和理性形成一个自洽的基督教世界观。

最近引力波的发现是大家谈论的热门话题，就连一向不怎么关注科学进展的我的妻子也跟我谈论起来相关话题。但是当她问我引力波的发现有什么神学意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引力波和神学怎么扯上关系了呢？不过她问这个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经常试图把信仰和科学拉上关系。现在细想起来，觉得引力波和信仰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首先，我要谈谈引力波的发现到底有什么科学意义。引力波就像电磁波一样是引力场的一种震荡，其源头要么是大质量天体的加速运动或者碰撞，要么是宇宙大爆炸后的余波，要么是一些宇宙缺陷诸如宇宙弦的碰撞引起的。这次发现的引力波是由两个黑洞的并合产生的。这就好比一个水塘，当没有任何扰动的时候，水面是平静的。但是当有一个石头丢进去的时候，水面就产生波浪，石头越大，波浪越明显，传播得越远，也越容易察觉。同样的道理，引力波就是引力源扰动时空所产生的涟漪。引力波的发现印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一扇了解宇宙起源的窗户。现代天文学或者宇宙学的研究是基于观测天体的电磁波获得有用信息。而引力波的发现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探测引力波直接研究天体的引力特性。相比于电磁波，探测引力波对研究黑洞和宇宙起源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吸积盘以及周围的恒星的阻挡，我们很难对黑洞进行高精度的电磁波探测。但是透过引力波，我们可以避开电磁波的干扰，而直接研究黑洞的动力学。这就好比有一块大石头掉在水里，周围的水草无法阻挡波浪的扩散。引力波对于宇宙学的研究更是意义非凡。当今我们对早期宇宙的了解主要是透过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研究获得的。而引力波将让我们看到宇宙引力背景，这将让我们看到宇宙在普朗克尺度上的图像，进而检验各种暴涨理论，对宇宙大爆炸理论乃至其他的宇宙模型作出最严格的限制和判决。

那么引力波的发现有什么神学意义呢？它的神学意义是透过它所带来的科学发现实现的。如果引力波宇宙学可以确认宇宙的确有一个起点，并且排除其他永恒宇宙模型，这对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是一个极好的印证。如果黑洞的信息缺失问题可以透过引力波的探测得以解决，这对了解上帝如何透过话语创造宇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黑洞往往是星系中恒星形成的助推器和加速器，对黑洞的产生及其本质的认识将改变我们对星系以及恒星形成的认识。而在我看来，上帝在创世记中所说的透过话语创造星体本质上就是透过某些机制（比如黑洞）在宇宙中输入信息来创造天体。而科学家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本质上就是寻找那原初的上帝所输入的信息。这种信息存在于宇宙诞生的时刻，存在于星系诞生的时刻，存在于地球诞生的时刻，存在于生命诞生的时刻，存在于人类诞生的时刻。而这种信息的发现将让我们更深领悟上帝创造的次序和救赎的次序，发现圣经所言不虚。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的发现让我们更对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无可推诿，预示着上帝终极审判的来临。

引力波的发现正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因为历史中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是上帝为着实现祂永恒的定旨而预定其发生的。上帝希望我们了解祂的创造，正如祂希望我们透过圣经认识祂自己一样。上帝让引力波得以发现正是让我们透过这一扇窗户洞悉祂创世的奥秘，进而对祂产生由衷的敬拜。愿祂的名得荣耀！

最近在英国寻找教会，感觉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我要找到比较保守的改革宗教会，一方面又期望对方可以接纳我对创世纪第一章的看法。在英国重要的改革宗教会包括浸信会和长老会，而我所在的英格兰中部以浸信会为主，所以，我只能参加浸信会的聚会，虽然我在圣礼上持守长老会的看法。而在浸信会的教会中也有自由派和保守派，而保守派似乎也有很多差异。但是，保守的浸信会在他们的网站中一般会强调对24小时创造论或者年轻地球论（即上帝在6个24小时天内创造宇宙并最后休息了一天24小时）的持守，以免滑向妥协圣经的危险境地。这就让我很矛盾，在不能参加长老会的情况下，我倾向于参加保守的浸信会教会，但是这些教会往往强调唯独浸水礼的有效性，并强调24小时创造论。不过，在我和一位保守浸信会长老的有关创造论的谈话中感觉到，他们对年轻地球论的强调更多考虑到的是对进化论的顾虑，以及和自由派划清界限。如果一个基督徒对改革宗传统教义非常认同，只是对浸礼和创造论有异议，他们一般不会把你视为异己。不过，作为一个相信古老宇宙的长老会信徒，去参加浸信会教会还是会有些磕磕碰碰的。

我所碰到的很多很好的基督徒是年轻地球论者，而自由派的基督徒往往是年老地球论者。虽然反之不然，但这足以说明年轻地球论或者24小时创造论符合保守的圣经解释传统，而基督徒对圣经传统的持守反映了其信仰状况。现在越来越多的改革宗学者意识到创造论之争并不只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问题，也不是与系统神学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争论，而是影响了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和对其它重要教义的理解和持守。最近，我看到美国长老会（PCA）的2000年左右的一份关于创造论的研究文献（http://www.pcahistory.org/creation/report.html），这份文献很详细地梳理了威斯敏斯特大会之前教父对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并介绍了威斯敏斯特大会的理解，以及后期的改革宗神学家对威斯敏斯特观点的理解以及他们自己的创造论观点。该文献虽然认为年轻地球论有很强的圣经依据，但是也对其它观点持开放态度，因为毕竟无论是教父（Augustine，Origen）还是改革宗神学家诸如Shaw, Hodge, Beattie and Warfield都不认为24小时创造论是唯一符合圣经的观点。

那么，如果年轻地球论是正确的，确实是圣经所要传达的意思，那么所有自然科学领域都将面临全面变革。首先，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会完全改变。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学科都是基于进化思想，所有学科都直接或间接假设宇宙的古老性，年轻地球论所支持的灾变论完全否定这些学科的基本假设。其次，自然科学将会和神学联姻，因为自然科学家将会明白他们所研究的世界充满了创造和毁灭的痕迹，看似古老的地质记录和宇宙电磁波其实只是源自一种瞬间的创造或者灾难。最后，更多的基督徒将会涌入自然科学去探索创世的未解之谜。但是，年轻地球论在当今自然科学家看来就像是科幻，为了迎合圣经的字面意思任意摆弄科学事实。事实上，如果宇宙确实是年轻的，也许自然科学家因着自然主义的假设永远也无法知道宇宙是年轻的。

如果地球是年轻的，而上帝创造的宇宙却看起来像是古老的，这本身就意味深长。一方面可能是上帝要隐藏自己，不想人们因为见到创世神迹而信圣经。另一方面，上帝要显明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正如十字架被人厌弃，同样上帝的创世神迹也一样被人厌弃。如果一个人因为科学理论而放弃他的信仰，那么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信心，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不可靠的世俗世界观的根基之上。总而言之，如果宇宙果然是年轻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神学都将面临一场变革，尤其是自然科学。

如果地球确实如自然科学所言是古老的，而生物（以及宇宙的）进化确实是上帝创世的机制，那么这种创造论必深刻影响当代神学的走向。如果地球是古老的，创世记第一章却给人一种创世发生在不久前的感觉。如果上帝确实借用了进化作为其创世手段，而在创世记第一章却只字不提生物和非生物的演化，祂似乎要突出某些更加重要的主题，而让人忽略其创世过程。这样，我们应该更加专注于研究创世记的神学主题而非科学影射。比如创世记中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主线可能一直延续在整个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光解决黑暗问题，创造生物解决空虚混沌问题。而宇宙的广阔和古老与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之间强烈的反差进一步突出了创世记的神学意图。古老地球说对于当代科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由于年轻地球论突出上帝不借助第二因直接参与创世的观点，它不能给当代科学带来建设性意见。而如果古老地球是圣经所传达的观点，那么进一步研究圣经当中其他的创世元素将会对当代科学产生显著影响。比如上帝创世的次序，是先有地球后有太阳系（也许太阳只是被云遮住了），先有植物后有动物，先有海洋后有陆地，这些次序对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物学都是极其重要的。本于对创世记之记载的合理推论，基督徒科学家可以先知般地指出当今科学难题的解决办法。

无论一个人是相信年轻地球论还是年老地球论或者其他，他必然会因为相信这个论点产生相应的行为。如果我们只是将对创世记的某种解释的持守视为一种神学知识或者只是为了和无神论和自由派划清界线，那么我们有关创世记的讨论将乏善可呈。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关于创世论和进化论的争论了，我们已经树立了太多太多的敌人了，我们对于上帝的创造仍然是何等的无知，我们仅有的那点知识也大多是从自然主义者手中得来的，难道我们不以此为羞愧吗？教会的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关乎人的得救，神学的首要任务是认识救赎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不也是创造的上帝吗？我们如此欣赏上帝的创造正如我们瞻仰十字架的荣美，而我们对研究上帝普遍启示的激情远输于我们对祂特殊启示的研究的激情。我们过于强调尽心爱上帝而却不够尽意爱上帝。研究上帝的普遍启示，特别是戴上特殊启示的眼镜来研究普遍启示，正是基督徒的使命，是基督徒荣耀上帝之终极目标的重要一环。其价值不在于研究对象本身，其价值乃在于透过认识普遍启示而更深地认识特殊启示中的上帝。

上帝创造时所说的话产生了作用，而上帝的话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信息，那么，这个自然界肯定保存了这些信息。如果没有这些信息，要么宇宙不存在，要么我们不存在。这种信息肯定不是热力学的信息，因为热力学的信息必然被热力学过程抹去;那么这种信息肯定是非热力学的，肯定是非平衡态的，甚至是量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信息的存在，很可能我们见不到如今的宇宙结构，特别是不可能见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和太阳系，于是也就没有我们。 上帝的话语立定在天，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如果上帝创造完了，他的话也没有保留在天上，那这句话似乎就说不通。这样看来，上帝的话语肯定仍然透过受造之物保留并彰显出来了或者上帝一直在用祂的话语托住万有。于是，圣经本身就在指教我们去发现这话语，去明白这话语，这本来就是圣经已经启示过的，只是我们并不明白它是怎么运作的。而且诗篇也说，从这夜到那夜发出言语，从这日到那日传出知识。这明显就是在指上帝在创造时的话语如今仍然有效，而且祂随时可以向自然界说话。但是为什么要明白上帝到现在仍然是护理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对如今的基督教那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上帝如何去护理这个世界呢？动机是什么呢？原因在于我们如今和非基督徒的对话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如果护教学出现了问题，势必基督教的世界观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护教学本质上就是对基督教世界观的辩护。

现在有很多神学家或者哲学家试图通过自然神论来证明基督教上帝的存在，这种证明很多都是哲学意义上的，比如宇宙论论据，智慧设计论据，道德论据等。但是这些论据很多时候给人一种感觉是证明一个非基督教的上帝，是证明一个创造了宇宙就不管的上帝，是一个钟表匠上帝。当然，这种自然神论也是有一定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不是在圣经启示的前提下去使用这些证据，我们本身就是在摧毁圣经的权威。这种自然神论式的证明一般出现在证据派护教学中，而那种高举圣经权威和上帝特殊启示权威的辩论一般出自前设派护教学家。许多证据派护教学家是很好的辩手，很多前设派护教学家是很好的神学家但却不是很好的辩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不能有一种集前设派和证据派优势的护教学呢？我最近看了Greg Bahnsen和一个无神论的辩论。在我看来，Bahnsen确实是前设派护教学中一个很好的辩手，他死死地抓住对方的死穴，就是无神论者无法解释为什么非物质的逻辑具有普适性，为什么这个物质性的宇宙可以用逻辑和数学来解释，为什么人可以拥有这样的能力来解释这个物质性的宇宙。他认为这种超验论据就是对上帝最好的证明。所以，在这种护教思想中基本上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据，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都是证据。我们为什么可以思考，为什么可以认知，为什么可以产生信仰，全都在乎有一位超验的理性的存在。我们的经验来自于超验，我们的知识来自于启示，我们的理性来自于神的形象。这种论据让无神论者感到非常沮丧，一方面他们又没法给出自己对这些经验的解释，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这种超验的论据本身缺乏说服力。原因在于，无神论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他们始终期盼在他们封闭的物质世界中给出所有答案，所以很多无神论科学家习惯于鼓吹批判精神和不确定性以及好奇心是如何成就了科学的辉煌。虽然，在哲学式的辩论中，无神论者一般是下风，因为他们无法给出终极的答案，因为他们本身鼓吹的就是不确定性；但是在具体经验性的论据的争辩中，比如对神迹的争辩，对上帝护理的争辩中，无神论者一般占优势，因为这是基督教世界需要去解释的。这样看来，基督教世界观的证据包袱是形而下的，而无神论世界观的包袱是形而上的。所以，对于前设派护教学而言，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形而下的问题，就是不仅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也解决怎么样的问题。不仅问道德为什么具有客观性，而且具体地建构基督教世界观中的道德是如何在圣经旧约和新约贯彻始终的，是如何贯彻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生命中的。不仅要解决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而且要探索这个世界怎样存在的问题。不仅回答人为什么存在的问题，而且回答人怎样存在的问题。总而言之，前设派护教学或者基督教世界观要回答的是上帝如何创造和护理的问题，而这正是科学所研究的对象。

由于圣经本身并没有启示太多上帝如何护理的信息，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去追问这些问题。是的，对于很多基督徒而言，也许知道为什么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护教学家或者科学家基督徒而言，知道上帝如何护理对于整合并辩护他们的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想想，既然圣经早就启示这个宇宙是有开端的，为什么却很少有人去追问，上帝是如何创造并护理整个宇宙直到如今的。很少有人去追问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底对各个领域有什么深刻影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追问，第一个发现宇宙膨胀的应该不是Edwin Hubble而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前者是无目的性的，后者是有目的性的。信念往往指引科学的发现，所以信仰理所当然地应该对科学产生影响。但是如今之所以不是如此，是不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不够认真呢？或者我们认为上帝的话语全都是指向我们，所以，我们把自我为中心的意思读进了圣经。不管怎样，我们专注于神学研究的同时，应该同时注重如何将神学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各个行业和领域，这种互动也会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任务不仅是神学家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在我们的专业中见证上帝话语的能力。

言归正传，上帝到底如何护理这个宇宙呢？如果进化不是盲目的，是由上帝引导的，那么上帝到底如何引导呢？我们当然不能从圣经直接知道上帝如何护理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建立模型，进而去做一些科学性的预测。首先，我们知道上帝的护理并不一定违反自然定律，虽然祂的护理是指向祂的目的的。比如，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做埃及人的管家，进而成为宰相。这整个过程看起来并不那么不自然，相比于现在一夜暴富的土豪而言。特别是在上帝停止了特殊启示的当今时代，上帝的护理更是隐藏的。上帝之所以要隐藏，部分是因为祂希望人对自然有理性的认识。如果受造物变幻莫测，那么人就没法认识世界，也就没法治理世界。然后，上帝护理的全能是无孔不入的，否则祂就不能说我们的每一根头发祂都数算，要是祂不允许，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这意味着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的自然定律是完全自足的或者是封闭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自然定律都是向造物主开放的。简而言之，就是造物主可以随时改变物体的运行状态而并不违背自然定律。让我感觉非常有联系的经文是，万物在我们的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可以随时随处鉴察并改变受造物的状态。最后，上帝的护理有一般性的和特殊性的。祂一般是采用方式来护理，特殊的护理也可以不采用方式，但这也不一定会违反自然定律，因为上帝当然可以输入能量和信息来改变某种物质状态。而且他的护理并不夺去人的自由意志，人仍然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当今科学的一些定律已经暗示了这些护理的原则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最重要的暗示就是来自量子物理，因为量子物理是对决定论式的世界观最彻底的颠覆，所以被称为新物理。正如我在前面的博文中讨论的，上帝可以在量子系统中输入信息并且透过一些非线性作用来放大这些信息进而影响宏观结构。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护理也可以用来创造，所以我认为我们观测到的恒星系统和星系系统中一定暗含了上帝某种信息的输入，而且宇宙学中的精细调节问题本身就暗示了信息的存在。不仅如此，上帝的护理并不影响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人的灵魂本身就可以透过输入信息来指挥自己的身体。所有生命的特点在于信息可以控制物质而非物质控制信息。所以在上帝护理这个大的前提下，人仍然可以自己输入信息并为自己所输入的信息负责，因为人的灵魂是这个信息的源头和作者。那么我们如何根据这些量子信息的护理机制来建构上帝护理的科学模型呢？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预测上帝的护理到底要指向哪种目的，因为我们并不能知道上帝隐秘的旨意。我觉得这个模型所要建构的是量子系统如何允许信息的输入和转换和输出。具体而言，我觉得可以从人体入手，人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如果我们可以理解人的灵魂是如何控制人物质的身体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认识上帝的形象进而认识上帝自己的护理机制。所以，关键是认识人的意识是如何与他的身体纠缠在一起，并进而达到意识控制身体的地步的。有的人认为，人的灵魂或者意识只是人物质的身体，是蛋白质或者神经元结构之上涌现出来的一种现象。但是圣经启示告诉我们，人的灵魂与身体是相对独立的。这种二元论的思想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科学思想，如果能够把这种二元论的思想自洽地贯彻到科学研究中，这对科学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这种思想不仅影响我们对意识的认识，也影响我们对脑科学的认识，影响我们对生命底部结构DNA遗传系统的认识。也就是说，上帝创造的人的身体是一个可以让灵魂掌控的躯体，这难道不是革命性的思想吗？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物质性的身体可以让信息成功地掌控呢？换句话说，如果我有一个软件，我需要什么样的电脑才能运行它呢？也许我这个软件是用某种语言写成的，只适合在拥有64位的linux系统的苹果电脑上运行等等。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建构一个计算机模型来用软件和硬件模拟灵魂和身体的二元结构，这恰恰也是当前生命起源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所以，我呼吁有更多的基督徒来做科学，正如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搞哲学一样，我们应该对自然科学燃起像对人文科学那样的热情。让我们不要惧怕进化论对圣经权威的摧毁，因为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超越的，是多面的，是不会被摧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呢。如果进化论是错的，我们就去证明它的谬误；如果它是对的，我们就去拥抱它，因为上帝正是借着这种方式来创造世界。而圣经里面的科学原则远超越当前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各种自然主义式的科学理论，于是我们就更应该去彻底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神的话语。 所以，一旦我们对圣经的话语认真起来，我们一定会思想这些话语具有怎样的永恒含义，这种含义可以超越于圣经时代人的理解，而对当今的世界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上帝的话语不是盾牌，而是利剑。我们不应只是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挡敌人的攻击，而是用它来改变人，来改变这个世界。虽然上帝的话语常常是透过人心来改变文化，但是神的话也透过改变人脑来改变世界。现代科学起源于拥有浓厚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世界就是一个最有利的佐证。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启示已经完全但是我们对启示的理解在不断发展并将最终完全的时代。在这信息爆炸的后现代时代，我们该如何去依靠圣灵理解这些信息，如何让神话语的权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也许最终我们在天上会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些探索充满了曲折乃至败坏，但是，基督的恩典覆盖了我们肉体的软弱，以及我们在祂的恩典中对祂启示不完全的回应。所以，我们虽然探索，但是我们是在对将来确定性的盼望中探索现在，于是更有激情，更有力量，更有盼望。阿门！

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是自然主义式的，但是我们内心所向往的世界却是超自然主义的。自然主义告诉我们这些超自然主义式的信念都是不真实的，是一种心理的投射。但是自然主义在抽取了这些超自然主义的投射之后却并没有满足人内心对超自然的需要。换句话说，自然主义本质上不可能满足人对超自然的需要，因为自然主义永远只能回答有限的问题，永远只能基于所看见所听见的东西来产生信念。自然主义事实上也从来不是一个自洽的世界观，因为它是有限的，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性，灌输给我们机械式的思维方式，它让我们有一种机械式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自然主义的流行正在彻底地扭曲人的灵魂，因为在自然主义的世界里，人的灵魂，意义和道德都是没有终极价值的，这一切都是人的心理投射和自适应选择，使得一切超自然的信仰变成一种幻象。事实上，自然主义只是助长了个人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让人的道德和价值取向走向多元，也走向迷失。自然主义常常与物质主义结盟，于是心理学只是一种现象科学，不具有根本性的科学价值。正是因为自然主义没有办法回答人所问的最重要的那些问题，比如我应该如何选择配偶，如何经营家庭，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如何面对生死和道德选择，所以自然主义事实上不可能自洽地运用于一个人身上。也许一个人在思考技术问题的时候是自然主义式的，但是在面对亲人离异的时候是超自然主义式的。所以，现代人其实活在一种不自洽的世界观当中，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罪恶的世代。这里的罪恶并不代表那种杀人放火式的罪恶，而是指人活在一种不正常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中。这种不自洽同样体现在自然科学当中。

自然科学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数学是科学的语言，然而数学本身就是超自然的。而且一个能够领悟并掌握抽象数学的人的理性本身也就具有超自然的特质。那么无神论借用自然科学背后的自然主义来论证其无神的论点本身就是不自洽的，因为自然科学从来没有真正自洽地以自然主义为其前设。所以如果自然科学要真正自洽地以自然主义为其前设，那么它必须放弃对数学和逻辑的依赖，因为它本身就否认了超自然或者任何抽象事物具有本体性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自然主义放宽泛一点，也就是说，自然主义认为除了数学和逻辑之外，宇宙里的时空和物质就是一切现实，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实在，没有任何非物质，非数学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持有这种宽泛的自然主义式的假设，那么他必然碰到一个反论，也就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律。我们永远不能发现一个万能的公理系统能够证明一切数学真理，而不能证明任何谬误。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如果以数学公理为其理论前提，必然导致其本身的不完备性，以至于我们也不能说自然科学能够证实或者证伪一切科学理论。这起码限制了科学主义的狂妄，也就是试图用数学，实验和观测来解释一切的狂妄。而另一个反论来自当代的宗教哲学家Alvin Plantinga，他认为一个人不能合理地同时接受自然主义和进化论。进化论一般认为是自然主义威力的最高体现，因为它解释了人的起源，而达尔文之后的人类行为科学都是以进化论为其前提。但是Plantinga认为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生物的信念和行为就是一种神经系统所涌现出来的现象。既然自然选择只会促使人的行为作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的反应，那么自然选择就无法保证生物产生的信念也是正确的。从而人也不能够拥有可靠的产生信念的功能，所以一个人不能够对自然主义有足够的信念。因为我们可以产生很多与自然主义平行的理念，所以，自然主义为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举得一个例子是青蛙的比喻，当青蛙看到一只蚊子飞过的时候，它就立即弹跳起来，伸出舌头去捕捉蚊子，这种行为是符合适者生存的法则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青蛙对蚊子所产生的信念也是正确的。因为即使有这种信念，这种信念的正确性并不影响它的行为。所以，自然选择对信念正确与否并不产生效力。这就像很多原始部落的人对自然有错误的信念，但他们仍然对他们的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从数学公理的不完备性和Plantinga的反论，我们至少可以对自然主义或者在其隐蔽之下的科学主义少一点膜拜。

那么如果自然主义不可能真正自洽地成为自然科学的前设，那么超自然主义或者进一步地说，基督教这种形式的超自然主义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前提呢？在我看来，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自然科学的目的诚然是为了解释这个宇宙各种现象背后的规律，前提是这个宇宙本身是规律的，是可以用逻辑和数学去研究的。在圣经开头，我们早已看到上帝用祂超越的智慧创造宇宙，而且圣经屡次说祂用权能的命令托住这个宇宙。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稳定的，是有智慧可寻的。所以，基督教的思想提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宇宙的本体论。然后，人们必须对自然有一种客观的认识，而非膜拜自然，就像原始宗教一样或者像中国的道家一样。道家的特点在于将自己主观的认识投射到自然当中，所以对于自然没有一种客观性的认识。这种客观的认识也早在圣经中体现出来。比如十诫中第一条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条诫命对当时的人是一种革命性的世界观冲击，因为所有的民族都认为应该拜各种神灵，这种神灵体系现在还存在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中。那么，十诫就严格地区分了上帝，自然和人，于是让人对自然有一种客观性的认识。最后，圣经的世界观给自然科学提供了方法论，即逻辑和数学。圣经开头就说，人是上帝所造，具有上帝的形象，与其他受造之物有本质的区别，是受造物之冠。而且圣经中对上帝造物，以及上帝的律法有惊人的细致的描述，圣经经常把上帝比喻成做工的人和农夫或者牧人。这些都让人对上帝，对人自己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上帝用智慧创造了世界和人，而人拥有上帝的形象，而且上帝赋予人去管理治理这个世界的使命，所以，人就知道自己与其他受造物的不同，人具有理性，应该运用理性去认识管理其他受造物。而且，人不再认为手工劳动是可耻的，而是认为所有的劳动都是在履行上帝的使命。这些观念在古代社会确实是革命性的。比如希腊社会和古代中国社会就对手工劳动有一种轻视，哪怕是在20世纪初，中国精英们还仍然认为科学技术只是奇技淫巧，这也是李-约瑟这位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开山鼻祖所认为的。这样，基督教的思想让西方社会意识到人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并管理这个世界。这样，西方自然孕育了现代科学，并逐渐将实验与观测作为印证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而整个科学大厦也建立在逻辑和数学的基础之上。这些观点虽然早已是科学史学家的共识，但是现代知识分子似乎仍然对宗教与科学的历史性关系有极大的误解。

虽然自然科学在基督教思想的孕育下得以发芽结果，但是为什么当代科学却逐渐走向自然主义呢？一个著名的解释就是，上帝存在与不存在并不重要，因为在自然主义的前提下，我们已经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展示出理性的力量。但事实上，这个社会不仅存在理性主义，而更泛滥的是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解构主义。也就是说，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而开始逐渐去思考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体验。而且，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科学也不能真正自洽地以自然主义为前提。那么是什么让自然科学仍然与自然主义联姻呢？我觉得，这不是科学发展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所导致的。虽然，在18世纪仍然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科学家，但是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宗教排除出自然科学领域，因为宗教并未在科学的方法论的发展当中体现出积极的作用。这似乎也很正常，因为圣经本身就是一本关于救赎的书，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对自然的描述。于是，宗教慢慢谈出自然科学领域，进而谈出公共领域，在后现代的影响下成为一个私人话题。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孩子出生之后，就慢慢脱离父母，认为父母不能再给他们什么了，以后就慢慢独立了。但是，科学本身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常常受各种思想的影响，比如炼金术对牛顿的影响，上帝护理对开谱勒的影响，哲学家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以及东方思想对玻尔的影响等。那么为什么很多科学家却没有从圣经中得到足够的灵感呢？既然圣经影响了很多哲学和神学的发展，为什么不能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呢？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对科学和神学的定义出现了问题。我们认为科学是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神学是回答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于是这两者当然就没有了交集，以至于渐行渐远。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本来就体现了神学和科学的本质区别。但是如果这两者不能够自洽的结合起来，必然导致非此即彼的世界观选择，也使得人们不再拥有一种正确的整全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比如你是一个佛教徒，我可能只是有事的时候去拜拜佛，烧烧香，而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或者物质主义者。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危机就是圣经所说的，人故意压制真理所导致的各种罪恶和危机。罪恶不一定是道德性的，因为道德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所以罪恶也存在在世界观当中。罪恶的本意是射箭射不中靶心，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次序来思考来生活。

那么，如何让科学和信仰真正地联姻呢？虽然，当下有很多神学家或者哲学家认为科学和信仰本身并没有矛盾，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解决不同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往往有所交叉。比如自然科学发展出了进化论，自然就有一套对人的认识，就形成一套人对自己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自然就试图去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同样，圣经不只是在教导神学性的主题，圣经也同时教导我们怎么看待自然，怎么看待自己，甚至启示一些自然运作的方式。这样，圣经虽然没有直接教导科学，但是信奉圣经的人对自然会产生一种衍生出来的思维模式。比如，圣经启示以色列人什么食物是不洁净，什么日子是节期，祂是如何用祂的命令创造出万有等等。这些思想必然对以色列人乃至今天的基督徒产生影响。比如基督徒会反对同性恋，认为这是道德性的罪，但是非信徒认为这只是生理现象，不应该视为禁忌。而且古代天主教利用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中世纪科学达千年之久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样看来，科学和信仰必然是有很多交集的，如何从信仰的元素中发展出对科学研究的洞见，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我觉得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如果基督教思想要影响科学的发展，我们就应该有一套不一样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想。正如我在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如果上帝是这个宇宙的造物主，那么现在自然科学只注重研究事物的相互作用和运行方式，却从来不考虑造物主的作用是不科学的。这正如我们去研究J.S. Bach的康塔塔却不考虑他的路德宗背景一样是不能完备地解释他音乐中所有元素的。那么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该如何考虑信仰的元素呢？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问为什么的问题，问价值性的问题。科学家认为问太阳为什么发光是很愚蠢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藉着太阳让我们区分明暗，制定历法，就知道太阳是有价值的。这种思想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我认为，是革命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首先去思考的是我所研究的对像在上帝创造中的位置是什么。一个例子就是地外行星的研究。圣经告诉我们很有可能这个地球是唯一一个可居住而且有人居住的星球，那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太阳系是这样的，各种行星的轨道和质量是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地球可居性的条件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去寻找其他的行星，看到底是哪些因素让地球成为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的。这当然不会让一个科学家忽略去寻找证据支持他的结论，这也不会出现伪科学，因为一切都是用数据说话，不同的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不一样，这样产生出来的科学成果也是不一样的。其次，我觉得我们应该问怎么办的问题。如果说前面问为什么的问题是为了影响出发点，那么现在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应该就是影响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正如我在前面博客文章所言，圣经所展示的是一个关于救恩的历史，而且创世纪中上帝也是将创造视为一个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自然的历史。现在的科学研究虽然注重宇宙的演化，却忽略了对于一个个体的历史性研究。比如我们发现了很多星团，我们去研究他们的统计效果，我们知道那些是年老的，那些是球状星团，那些是高金属丰度的。但是很少有人去整全地研究一个星团是如何与它的环境互动，它会经历什么样的阶段，是如何产生的。虽然各个阶段在文献中会出现零散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系统性的去研究一个星团的整体演化。同样，现在我们对太阳系有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很少从出生到成长到现在，对太阳系有一个系统的历史性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都是分立的，比如有的人研究太阳系早期如何在星团中形成，有的人模拟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运动和遭受的扰动，有的人去研究太阳系内部行星的运动等。但是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人去综合性地研究太阳系，也就是把太阳系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这种思想叫做系统性思维。而更少的是一些能够对太阳系做历史性研究的文献。

最后，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对科学的可能影响是信息论。当前，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信息论是研究人类信息社会特有的工具，虽然在生物信息中也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总体而言，很多人仍然不够重视信息论在物理科学中的应用，原因是物理学家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物理世界中是不存在像人类信息那样的信息的，但是热力学熵是可以存在的，而这两者似乎可以等价。但我在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熵，而是上帝有可能在量子系统中输入了一部份信息，这种信息是非热力学的，所以这种信息是在统计分析中无法发现的。这种信息经过各种非线性效应放大，以至于产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现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现象似乎是可以用物理定律说明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有任何考虑超自然的必要。但是，这种方法论不可能解决起源问题，因为起源问题都是单一的，是无法重复的。也许科学家最终想出了一套理论正如进化论一样可以解释生命的起源，但这并不是可证实的，因为生命的起源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只能说我们找到了一个自然主义的诠释，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就要问这个机制本身的充足性，正如我们问进化论的充足性一样。研究这种充足性，我觉得就是从信息论入手。一个小孩子的言语不足以产生一个复杂的讲话，我们就不应该认为小孩子可以讲出马丁-路德-金那样的演讲。所以，生命起源必然与使用信息论对生命做历史性陈述有关。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很有可能是首先有了一个单细胞或者RNA分子的存在，然后，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就演化出各种生物物种。那么对于生命起源的研究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是研究哪一个时刻，哪一个分子在哪一个环境中的出现。事实上，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数据去探索那一个分子的真正历史，但是，我们却可以追溯到那一个分子所产生的必要信息。就像宇宙学，我们了解到CMB 是如何产生的，进而知道标准宇宙模型中的参数是精细调节的，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参数能否由更简单的定律和参数得到，但我们起码知道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飞跃。同样，对于一个生物分子产生的条件和环境的研究，最终是为了揭示生物信息的起源。既然是信息，必然与生命诞生之前的信息产生某种联系。所以，我们也当同样研究在当时的地球乃至彗星环境中，非生物的信息是怎样的，在非生物的信息和生物的信息之间产生了怎样的跃变。

我要说，以上这些想法并不是伪科学，伪科学是不能够用数据说明的。以上这些想法只是为了探索怎样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内去发展出一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元素，并进而影响当代科学的进程。愿那天上的国度降到地上，愿地上的国度体现属天的主权，愿两个世界成为一个世界，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阿门！